按：王之称李为“老友”，因交情已在二十年以上。王壬秋于咸丰九年，在京会试报罢，因同乡“湘中五子”李榕等的介绍，得识肃顺。相谈之下，肃顺惊为异才，激赏不已，愿约为异姓兄弟，王壬秋辞谢未许。第二年，亦即咸丰十年十月回长沙；又十年，复行进京会试，其时为同治十年，三月至京，七月回湘，此即张之洞邀李与王壬秋论学，而李辞不赴的一次。

李慈铭自言，与王壬秋曾晤两次，其初见当在咸丰年间。李慈铭致潘祖荫一函，谈为周氏兄弟出卖，中有一段：

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下略）。

据此可知咸丰十年（庚申）冬天以前，李慈铭即已到京。而王壬秋是时方居法源寺，王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咸丰十年记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入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皞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偲，赵丈元卿，李丈眉生，云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促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郭筠仙为郭嵩焘，龙皞臣为龙湛霖，邓弥之为王壬秋亲家，皆湖南人，莫子偲为莫友芝，赵元卿为赵树吉，李眉生为李鸿裔，高伯足为高心夔，许仙屏为许振祎。此数人皆咸同之交的名士，李慈铭于此诸人，或无交往，或虽交而不深，故日记中不多记，其记而特详者，为肃顺门下的上客高心夔。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高心夔，字伯足，号碧湄，湖口人；咸丰庚申进士，朝考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诗亦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闿运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京师人以为口实。久馆故尚书肃顺家，肃待之厚，庚申殿试，肃方筦权张甚，必欲为得状元，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完？”高曰：“申酉间可。”至日，肃属监试王大臣，于五点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于是不满卷者至百余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钟雨人素不能书，自分必三甲者，竟捷状元，说者以为有天道焉。

然高实名士，文学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后为令于江苏，两署吴县，无政声，当断一富人买妾事，误信市魁，诬为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缢死，富人伤之，亦自缢，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吴中为其刻《陶堂遗集》。

高心夔为肃门湖南六子之首，其文学冠一时，固李慈铭所不能轻诋，特记其吴县任无政声及误断富人买妾事，仿佛纯然书生，不谙政事，此则有意相贬。高心夔之于肃顺，时人拟之为郗超之于桓温。而肃顺极似桓温，都是为后世误解极深的人物。肃顺极识人，极有魄力，虽不学而能礼士，足补其短。文宗才识过于其父，而信任肃顺，始终不改，则肃顺之确有可资依畀之处，自亦无疑。王壬秋谓“军书旁午中，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力”；而佐肃顺者为高心夔。翁同龢日记，咸丰十七年七月初七记：

饯高碧湄、莫子偲于湖广馆；碧湄在园商略要事，未到。

所谓“在园”之“园”，即圆明园，御前、军机等大臣，在圆明园附近皆有直庐，可供住宿。是日正恒福自大沽退天津后，僧王自天津退杨村，英军进占大沽南岸炮台，肃顺在圆明园参与和战大计，而携高心夔以往，则庙谟中，固亦有高心夔的意见在内。按：次日有上谕，桂良授为钦差大臣，会同恒福“办理事件”，实为议和专使。桂良为恭王岳父，用桂良为起用恭王主持和议的先声。就当时局势而言，是年春夏间，江南大营崩溃，张国梁战死；钦差大臣和春退无锡；江督何桂清自常州遁至苏州，旋走上海；常州绅民攀辕，何令亲兵开枪，为其后来大辟不解之因。此后李秀成占无锡，占苏州，占青浦，占松江，进围上海，不特外患严重，内忧亦至姐姐。但肃顺建议重用曾国藩、胡林翼，以曾代何督两江。六月二十四日上谕：“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其时各地官军练勇，不相统属。如安徽为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上海为薛焕，皖南为张芾，杭州为张玉良，皆如专阃之寄，彼此不相通联，有此一旨，曾国藩方能统一指挥。

揆肃顺之意，洪杨军事完全托付曾国藩，亦即是完全托付汉人，英法联军内犯，则由旗人应付，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乘舆幸热河以避城下之盟，兼为遥控之便。果然非和不可，受谤者为恭王；若有可乘之机，则有僧格林沁的马队，及胜保的军纪极坏但可一拼的步兵可用。进退和战之间，保有斟酌控制的余地。方今好言战略，就咸丰庚申，内忧外患交逼，眼看国祚将绝的情况下，终能转危为安，我必须指出，当时的“战略指导方针”之正确，为成功的基本原因。

而此基本原因中，肃顺的知人及设谋，功岂可没？肃顺既有功，则其幕府人才，可想而知。辛酉政变后，肃顺虽诛，而恭王能充分理解并尊重其政敌肃顺所执行的政策，终于戡定大乱。恭王之为贤王，实亦当拜肃顺之惠。至于咸丰十年庚申试事，由于有两年前的科场大狱，文宗格外慎重。翰林散馆的卷子，御笔亲判甲乙，而命肃顺监视，拆阅弥封。至殿试时，例派王公大臣搜检监试，类皆敷衍故事，而肃顺以欲畀高心夔状头，处置特苛。向例，殿试一日，以不给烛为度，有怜士者，则于天暮而犹有人未完卷时，每为之设法供给灯火。常用的一法，即是用抽水烟的纸媒照明。乃肃顺提前“抢卷”，翁同龢亲历其事，曾有日记：

殿试监试者有尚书肃公，传旨某时撤卷，甫届时，即纷纷掣取，有誊一行者，数字者，均不得免。发出寿字圆印，完卷者钤于卷尾，不完者就所止钤之。肃公颐指气使，视士人若奴隶，掣卷毕，日犹未落也。

是科杭州钟骏声（字雨辰，又作雨人）之得中状元，据《清朝野史大观》记：

庚申，高中式。迨殿试，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虑有优于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页半，无一补缀。肃不觉大愠，即受而置之靴中。既毕事，亦忘之矣。

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及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盖高作字甚缓，日将没，犹未毕，遂一例被撤，而肃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询置末等，以知县发江苏，补吴县知县，有强项声。肃之爱才，多此类。

按：高心夔殿试二甲十五名，其不得翰林，由于朝考试帖诗出韵。十三元的韵，本来最不合理，极易出韵；前既已有此失，此次自当加意，而竟蹈覆辙，所以王壬秋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巧对相嘲。但如肃顺所期，能得状元，则胪唱之日，即授职修撰；朝考等第，已无大关系。

我在想，由于肃顺的提前撤卷，必有好些人应得庶吉士而未得；相对地，即有好些人不应入翰林而竟入翰林，可能导穆宗冶游的王庆祺，即为不应得翰林的翰林。如王非翰林，绝无在弘德殿行走之理，则穆宗亦不致早死。不想肃顺爱才之一念，竟导致皇嗣之绝，真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李慈铭自天津讲学回京，于光绪十三年五月补实缺。亦因此得与考差。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考差卷为福珍廷相国取置第一，都下人人传说矣。及简放学政既毕，外论纷然，无不为余不平者。余一生偃蹇，当轴皆以简傲目之，济宁尤衔余甚。此中得失，何足置怀，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福珍廷应作福箴庭，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福锟，与翁同龢同官交往。李慈铭被取为第一，不知有翁同龢的人情在内与否？但放考差，军机有很大的建议权。“济宁”即孙毓汶，讨厌李慈铭，必以其人怪诞偏激，取士以己意可否，所取恐非醇士为言。故虽第一，仍旧摈落。

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李慈铭应试差，复又向隅。自记：

简放试差毕，余又不得命。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此自来所无，非政府力沮之，不至此也。弢夫来言：黄漱丈仲弢乔梓，与可庄敦夫，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也。诸君不以告余，先自集赀，俟试差放竣，即具呈户部，其意甚盛。坚嘱止之，已代呈部矣。

其前又有记：

黄仲弢邀一善相者闽人赵冲甫来为余谈相，言余神清骨秀，世所仅见，聪明正直，一望可知。然非功名富贵中人，故一生偃蹇，亦无子息。眉采太重，故三十岁外尤为困厄。其言皆中，然亦老生之常谈耳。

虽为老生常谈，但“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不能不归诸命该如此，同时其牢骚亦可想而知。因此，直至好友为之“集赀捐试俸”。捐纳有各种花样；实缺郎中应御史考试，何以亦须斥资上捐？此则须看《清史稿·选举志》，方知究竟：

六十一年，帝以捐纳部员，补主事未久，即升员郎，外官道府亦然，饬议试俸之法，寻议郎中道府以下、小京官佐杂以上，于现任内试俸三年，题咨实授，方许升转，从之。乾隆间，试俸复得捐免。

原来李慈铭所捐的是“年资”。他在光绪十三年五月始补郎中，试俸三年，则应于十六年五月，方始俸满，具备升转的资格。

光绪十五年考差，行于四月十五日。翁同龢是日记：

是日翰詹考差，考者二百二十六人，斌孙与焉。

按：“翰詹考差”四字为翁同龢率意落笔，事实上凡两榜出身的京官，皆得与考。如考差非翰詹不能应试，则李慈铭根本便无资格。如前一年戊子乡试，贵州考官即为非翰林的工部主事赵亮熙。在雍正以后，进士出身的“中、行、评、博”，台谏及六部司官放乡试主考者甚多；乾隆以后，益重清班，如乾隆七年壬戌会试，十八房官皆为翰林。不过每科总有非翰林的京官一两人，放小省主考，藉资点缀，而又非有关系，或特殊原因者不能得。如赵亮熙，咸丰十年二甲第九名进士，自释褐至光绪十一年，始终为工部主事，沉沦下僚，已历时二十四年，其同榜内则有尚书如祁世章，外则有总督如刘秉璋，相形之下，荣枯悬绝。故赵于光绪十一年，放陕西副主考，至是又放贵州副主考，因怜其既贫且老，特加“调剂”。

李慈铭久官京曹，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发为怨讪之语，归咎孙毓汶，是不太公平的。

关于李慈铭之不得考差，更有一层道理可说。李慈铭本可点翰林，而自请归本班，仍为户部郎中者，固以翰林前辈多问学的友生，如执贽称弟子的樊增祥、翁斌孙，早于李一科成翰林，鲍临则更早在同治十三年点的庶吉士。翰林院规矩甚重，不能为后生小子折腰，则唯有避而不入。

但李慈铭不入翰林，虽似委屈，实际上不到衙门，不应差使，每月有俸米、俸银及印结银可得，等于一个很优厚的“挂名差使”，比当翰林常应文字之役，以及遇有各种典礼，须常到班，是舒服得太多了。权利义务应该是相对的，如平日既无供职翰林院之劳，而应考差时，望与翰林等例同观，岂非不平之甚？

当时如翁同龢、潘祖荫亦看出李慈铭想得考差，忧忧乎其难，因此为他谋一出路，转入柏台。前记的“弢夫”即翁斌孙，为翁同龢的侄孙，其父即是有羊角风的状元翁曾源；“黄漱丈仲弢乔梓”指黄体芳、黄绍箕父子；“与可庄敦夫”，“可庄”则王仁堪，“敦夫”即鲍临。

李慈铭应考御史，事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翁同龢是日记：

晨入，知派阅御史卷（麟书、翁同龢、许庚身、徐郙），即到南书房，每人十六本（两人十五本），共六十二本，又一本倒写未完，未入名次（陈墀荪）。天明毕，星叔归总；余所取在第二，粘签递。递下内侍传旨，问第二卷内“扩被四表”扩字误否？臣对云无误。

“星叔”即先恭慎公，时官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在四考官中虽位居第三，而实主持此次考试。题目为一论、一策问，翁有记载：“居敬行简论”“同律度量衡策”。翁同龢并记有前列名次，他所取的第二名即为李慈铭；第一名是当时声光过于李慈铭的名士王懿荣，李慈铭对他前倨而后恭。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记：

齐人王懿荣者，素附南皮，窃浮誉，后以妹妻南皮，益翕热。其父以龙州僻小郡守骤擢成都道，致富巨万。懿荣既入翰林，侈然自满，挥斥万金，买古董书画，昨忽上书争京官津贴，又请复古本尚书与今本并行，言甚诡诞，人皆传笑。

王懿荣字廉生，籍隶山东福山，因谓之为“齐人”。“素附南皮”云云，乃是张之洞既贵后追叙，故如是云云。今按张之洞年谱，娶王懿荣之妹在光绪二年任四川学政时；年谱于是年“八月、在夫人来归”条下，有张谱作者许同莘附记，所叙“王文敏”即王懿荣。王于庚子殉难，特谥文敏：

公丧偶久，王文敏有妹才而贤；及试龙安，文敏之父莲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吴勤惠为之作伐，因定聘焉。是岁秋，王夫人来归，赠奁有文待诏渔家乐书卷。成婚之三夕，出长卷共赏，慨然有偕隐志。按公与文敏在京时比舍而居，夫人待字之年，具幽闲之德，夙有所闻；近人李审言记此事，谓公按试龙安，知府例为提调，供张一切。帐额画折技甚工，询之知为太守之女所画，到省请制府为媒云云，乃传闻之误。文敏之子汉章尝为同莘言，夫人不习绘事，更未为人作画也。

王懿荣祖名兆琛，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父名祖源，拔贡出身。张之洞之得鼎甲，相传系由慈禧拔置为探花；晚年调和宫禁，以范纯仁自拟，及至入军机，慈禧亦已高年，张之洞比之为有“女中尧舜”之称的宋宣仁太后，而自居为苏东坡。张在同光之交，由湖北学政回京，旋放四川主考，复主四川学政，为翰林中得意的第一人。学政亦得专折奏事，但如谓力足以使王祖源由龙安府升为成都道，则张之洞尚无此法力。至于张娶于王，如许同莘所记，已甚明白，为四川总督吴棠（谥勤惠）所作伐，其事当在光绪元年；谓王懿荣“以妹妻南皮”殊非事实。

李慈铭与王懿荣极熟，日记中如：

王廉生（懿荣）以李香君小景画扇乞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王廉生获隽，出缪小山房。（光绪五年九月十五日）

得王廉生书，以蜀汉三阙拓本为赠。（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

王廉生乞撰其元配黄宜人志铭，此已有成议五六年矣，同居京师，而音问阔绝，今日始寻息壤，思之惘然。（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所谓“今日始寻息壤”，意谓王懿荣至今始践成约。李慈铭何以有光绪十年“齐人”云云的一段丑诋，情形是如此清楚的，大概在光绪七八年，王懿荣丧妻，约定请李慈铭为之作墓志铭。以后即未见提起此事，李慈铭便因此而与王不往来，有五六年之久。光绪十年正在这五六年中。

不请李慈铭撰文，何以竟能演变几到绝交的程度？答案很简单，李慈铭撰文是有润格的：“墓志铭、墓表、散文百廿金，知好减四十金，骈文百六十金，知好减六十金。”王懿荣请他为妻撰墓志铭，应送八十两银子，大概一时不下葬，则志铭暂缓亦不妨，而李慈铭因此大恚，只看他将此事比作“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可见他对这八十两银子的重视。我最看不起李慈铭的是，有人送钱给他用，明知钱不清白，亦谓之“廉俸”；否则，凡致富者皆视作非法所得。犹如捧相公，在他人是“下流”，在他就是“风流”，言之令人齿冷。

第二年，亦即光绪十六年，李慈铭补授山西道御史，他是“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是年庚寅，擢为言官，逢庚而利；自青一衿，至此已四十年了。

李慈铭喜发议论：平时讥刺尸位的御史，辄谓之“仗马”；仗者仪仗，六朝仪中摆队的天厩之马，养于紫禁城内，以不鸣为贵，一鸣即逐出宫门。是则李慈铭既居言路，必然大鸣特鸣，而其实不然。不知是锐气已消，还是老来疏懒，抑或世故已深，总之虽为言官，未尽言责。但私底下则“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本性，由于得以“白简痛治鼠辈”，颇有人大倒其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即为其中之一。

关于这重公案，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载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中华日报》副刊。在此，可以稍作补充。

周氏在绍兴是世家，周福清有个堂房伯父名周以均，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洪杨以后，成为地方上很有势力的绅士，以一举人，居然作了阳明之学昌大之地的蕺山书院院长。当然还有其他把持公务、盗名射利之事，因而李慈铭大骂。房兆楹所作的《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周以均在绍兴做绅士时，还有修海塘一件工程。那是同治四年，钱塘湾一带地方闹水灾，须修理海塘河闸。于是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们便出来设法筹款。李慈铭这年正在家，他在日记里说绍兴府的小地主们希望能报灾免粮，得政府赈济，由政府出修理海塘的工费。但是大绅士们认为这样办理便不能从中取利，于是决定的是不只不报荒，而且连修理费也向省政府暂借，以后由本地按亩加捐分年摊还。

这样一来，省政府方面自然高兴，绅士们也可以分肥，苦的只是老百姓，水灾的时候不但不得赈恤，还不得免税或是减税，不止如此，反要加税作修理海塘的费用。所以李慈铭在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大骂这些绅士，说：“故辰州知府沈△△，故御史章△△，举人周△△，三人者固助官虐民稔恶于乡，乡人所不齿者也。”周某便是周以均（据绍兴县志资料第十二册里收有六篇关于这次塘工的文件。提到的办事的绅士有沈元泰、章嗣衡和周以均）。骂虽然骂，到了分赃的时候李慈铭也是少不了的，在塘工上他给他兄弟办到分修一段工程的事。同时周以均也请他给蕺山书院阅学生试卷，送他“一百千”钱。于是在同治四年后半年里他不再骂周以均，而且两人颇有些交往酬酢的事。

房兆楹也谈到李慈铭之于周福清：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不客气。同治十年会试，李慈铭下第，周福清却中了，《越缦堂日记》里说，“山会两邑只一人，曰周福庆”，庆字又点去，改为清。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不过过了几天，李慈铭又拿这一榜进士的名字来批评，说“即以姓名言之，有足供捧腹者”。他举的例子里有后来做到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湖南瞿鸿禨，和曾任出使美国大臣的安徽崔国因，但是也有郑声锵、许虎变一类奇怪的名字。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越缦堂日记》说：“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来辞行，言金溪刻书甚贱，可任剞劂之事。此人能为此言，盖窥予好好也。予因嘱其购王氏谟所著书。”

王谟是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经史小学都有著述可称。但是只做到教官，官小无名，著述流传很少。何以李慈铭托周福清去搜求购买？

这件事并无下文。大约周福清是为了做官去的，上任以后就忘了买书的事了。李慈铭的话好像很刻薄，却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事不久以前，即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李慈铭还有关于章学诚《章氏遗书》的一段，原文如下：“仲修（谭献，仁和人）来，为仆辈辞去。以《章氏遗书》一部为赠，凡《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共五册。道光壬辰其子华绂所刻，不知何时版归于郡绅周以均，故印行绝少。近年以均死后其子某及其从子福清，谋铲去章氏之文更刻以均所著制艺。仲修、子缜（陶方琦）等知之，力向福清阻止，遂以闻当事，购浙江书局为之补刻印行。此即实斋之厚幸也。”按：此事亦见于谭氏《复堂日记》卷三，所记并不如是之苛。大约绍兴名士好骂人，李越缦如是，周介孚又何尝不如是？章实斋又何尝不如是？

按：同治十年辛未一榜，颇不理想。会试四总裁为毛昶熙、朱凤标、皂保、常恩，皆无衡鉴之名；十八房官，除边宝泉外，皆碌碌之辈。殿试榜发，颇致讥评。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记：

此次前十卷原定四川李君第一，交军机复阅，看出“温卷”误“温养”，且有讹字两处，因改置第九；延树南与恭邸辩，颇费辞，今殿撰梁君卷甚空疏，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第三郁君有讹字，第十乾健讹建有黄签；吴子俊卷语切直，季口有三抬，庞宝生皆尖圈之，故未列前十。

是科状元为梁耀枢，广东顺德人；“四川李君”为李泯琛，二甲第六名；“第三郁君”为郁昆，浙江萧山人；“第十”即二甲第七名，为刘韫良，贵州普定人。吴子俊即吴观礼，杭州人，文名甚盛，久参左宗棠戎幕，应会试时，已在四十外。

延树南为延煦，宗室、官户部左侍郎；庞宝生名钟璐，左都御史。延、庞皆读卷大臣。军机本不预殿试之事，但因穆宗冲幼，尚不能亲定左右，所以交“军机复阅”，而恭王得以手定鼎甲。但梁耀枢“卷甚空疏，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则连列入“前十名”亦似侥幸，何以竟得状头？颇疑与内务府有连；粤督、粤抚及粤海关监督，每由与内务府有密切关系的下人充任，其时粤督兼署粤抚为瑞麟，为慈禧同族，为人长厚而庸碌，贿赂贪得，起居豪奢，但不甚聚私财。

梁耀枢之得以大魁天下，疑由内务府进言于恭王，其原因不外乎：一、笼络广东人，因为其时同治大婚、慈禧四旬万寿，将接踵而至，需广东报效，及向广东采办之件甚多，以一状头媚粤，便于需索；二、与“闱姓票”有关；三、梁耀枢通过内务府活动而得。最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种。

因此，这榜之必为李慈铭讥讪，是可想而知的事。“庆字又点去，改为清。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其实亦可想而知，既非“骂人”，亦非“自悼”，必言人才如此，祸清有余，岂能为“清”之“福”？李慈铭的日记，常有人借了去看，似此谤讪朝廷之语，可兴大狱，所以不能不涂去。

金溪隶江西抚州府，宋朝理学家陆九龄、九韶、九渊即金溪人。其地出纸名为“清江纸”，又多刻工，刻书甚贱，所以周福清向李慈铭自告奋勇。

当时京师的各行各业，大致皆以地域分帮口，书贾分为两种，旧书以苏州、湖州为主，新书则是金溪人的天下，其集中地除琉璃厂以外，复有打磨厂。新旧书坊以多朝士光顾之故，因亦为走门路的媒介；琉璃厂的旧书店，常有大老的踪迹，门路甚广，如工部尚书贺寿慈与琉璃厂一书坊老板李钟铭结为姻亲，于光绪五年为张佩纶所纠参，曾引起轩然大波。李慈铭是年六月三十日记：

上谕，都察院刑部将李钟铭讯明具奏，着照所拟杖六十，徒一年，年满解回原籍，严加管束。李钟铭即李炳勋，自惇邸以下，大学士宝鋆、载龄，尚书毛昶熙、万青藜、李鸿藻等皆与之亲昵，而鸿藻尤狎之，不止贺寿慈一人也。其造宅也，仗诸贵之势，逼死其邻人，无不知之。凡奏参查办之巨案，多为之夤缘消弭，居间取贿，外省大吏入京，无不以重金委之。张佩纶之疏下，朝士过慰之者车数百辆，厂市为之道塞，今之定谳，投鼠忌器，避重就轻而已。

至于新书店所刻售者，无非普通实用之书，以及乡会试闱墨，供士子揣摩之用；集中于打磨厂，亦以此为中等客栈汇集之处，便于各省士子就近访购。又凡放主考、学差，须购历科闱墨供出题参考，亦多光顾此类书坊。由于有此两重关系，所以士子买关节、朝士活动乡试主考，多托金溪书坊主人。而周福清从光绪四年开始，即以做此类“经纪人”为生财之道。

周福清于光绪四年，因案被议，由县官改教职。教职者，府县的教谕、训导之类的学官，通称“学老师”，多由举人充任；缺分清苦，且翰林做学老师，亦忒嫌委屈，因此，周福清加捐了一个内阁中书。此职在京官等级中，在“小九卿”之次，与各部司官相等。“中”为中书；“行”为行人司行人、持节的使者；“评”为大理寺评事，相等于最高法院法官；“博”为国子监博士，约同于今之大学教授；而内阁中书在明朝等于清朝的军机章京。此四类京官，或以身份，或以地位，或以实权，均不同泛泛，故归为一类。中书称为“中翰”，居“中行评博”之首，翰林当中书，面子上不算难看。

清朝科场风气，以乾隆朝代最为严肃，因为高宗在这方面极其重视，而且兴趣特浓，经常亲自干预试务，对于防弊，无微不至。至道光以后，“条子”之风大盛。所谓“条子”者，即是关节，以两字或四字，嵌入首场诗文中，作为暗号。此又分两种：一种是由考官授予；一种是由贿买的士子自己所指定。及至咸丰戊午科场案起，闱中复又整肃，如是者约十余年，至光绪年间复又不振。周福清乃得通过金溪书贾的关系，以介绍贿买关节为常业。

光绪十九年癸巳乡试，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锡恩。其时周福清丁忧在籍，得信赶至苏州，遣仆送信到主考船上，贿通关节，事败系狱，于是年十一月审结出奏。据浙江巡抚崧骏奏报案情如此：

缘周福清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

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启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

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联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查拿。

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审办。

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即鲁迅之父，本名凤仪。崧骏此奏，为周福清多所开脱，所叙颇多隐饰，事实并非如此。最重要的两点是：

第一，周福清并非“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而是有计划地贿买关节。

第二，所谓“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云云，亦是假话，周福清要活动的对象，根本就不是殷汝璋。

然则事实真相如何？先谈第一点，殷汝璋、周锡恩放浙江正副主考，在是年六月十二日。乡试主考按路途远近，分批简放。最早是云南、贵州，通常五月初一就有上谕；最迟是顺天，到入闱当天，方始传宣。江西、湖北、浙江是属于第四批；但交通情况，已非昔比，由京城到浙江省会杭州，除了沿运河南下以外，亦可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转杭州，为时不足十日。周福清以为殷、周会取捷径，所以在七月廿三日赶到上海迎候；到上海一打听，才知考官仍沿往例，循运河南行，于是转往殷、周必经且必逗留之地的苏州坐等。

浙江主考的官船，于七月廿七抵达苏州，泊于金阊码头；周福清派了“家丁陶阿顺”去投帖、送信。这个陶阿顺是周福清在绍兴向一个叫陈顺泉的人借来的听差；其实呢，陈顺泉即“五姓”之一，亦就是周福清的“主顾”之一，为了取信于“银主”，要求派一个随同办事，即由此蠢材陶阿顺承之。

原奏中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云云，是因为前文指出，周福清活动的对象为有年谊的殷汝璋，所以此处不能不如此说；事实是投帖管投帖，投函管投函。

主考入闱之前，关防特严，沿途地方官除外，往往不见他客；周福清当然知道这一惯例，根本不会期望殷汝璋能够接见，而且贿买关节是秘密交易，更不会自暴行迹，所以“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的话，根本是欺人之谈。投帖不过礼貌上的拜会，兼有打招呼的作用，意思是我无所干求，不让你为难，但亦望你眼开眼闭，莫找麻烦。

主考只得两位，非杨即墨，周福清的对象既非正主考殷汝璋，必是副主考周锡恩。此复乃我所发，如无证据则厚诬古人；周锡恩为湖北罗田名士，张之洞的高足，通小学、易理、骈文、诗、古文，翁同龢誉之为通才，如无证据，亦不忍相诬。

证据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事实本身所显示的真相，一方面是当时的文献对周锡恩的攻击。首先谈周福清交给陶阿顺的东西，一共两件，一件是“年愚弟”的名帖，一件是封套上并未写明收信人的信，信中有：

一、周福清名片一张。

二、“凭票洋银一万元”的“空票”一张。

三、写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的纸条一张。

“宸衷茂育”即为关节，四字当然不能连用，但一看即知须分为两组：因为用到“宸衷”字样，照例双抬，一望而知；然后再在上下文中，找到“茂育”字样，便知是关节到了。周福清老于此道，设计得很妥当了。

这三样东西，稍一推究，疑问重重：

第一，如崧骏原奏所云：投帖不见再投信，则信中何必又附名片？

第二，只有空票，及关节字样，其他一无交代，显然是早有默契；而事实上，周福清在六月间放浙江正副主考后，始终没有跟殷汝璋、周锡恩通过信，此从周连主考是走海道，还是走运河亦无所知，便可证明。然则默契从何而来？

因此，就此情况下一判断，周福清与此两主考之一，至少曾合作过一次，故而连价钱都不必讲的，“洋银一万元”以“五姓”均分，每名两千元，这大概是当时的“公价”，至于“小儿”周用吉，当然叨光了。

这是就事实推演，自然而然产生的结论。然则从何得知会与周福清合作过的，是周锡恩而非殷汝璋？这只要一翻“清朝贡举年表”即可了然。殷汝璋自当翰林以来，还是第一次放出去当主考。而周锡恩则是第二次，第一次为光绪十四年当陕西的副主考。《清朝野史大观》有“科场舞弊”一条，末云：

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杨泰亨，浙江慈溪人，同治四年翰林，放湖南主考在同治十二年。费念慈，江苏常州人，徐郙之婿。《孽海花》中对他们夫妇有很生动的描写。他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放浙江主考在光绪十七年。

翁同龢对周锡恩，本来是很欣赏的，但以后就不往来了。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翁记：

若农谈陈伯育、周伯晋居官居家状，颇骇听闻。

周伯晋即周锡恩，居官贪污、居家豪奢，故骇听闻。可知周锡恩前一年在浙江满载而归。再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慈铭所奏：

翰林储才之地，近年编检多至数百员，人品不齐，如陈鼎、费念慈、周锡恩、盛炳纬、饶士腾、陈光宇、魏时钜，此数人素行诐邪，不知自爱，京察宜加惩罚。

陈鼎即前翁同龢所记的陈伯育，湖南衡山人，光绪六年翰林，翁同龢的门生，亦即李慈铭的同年。光绪十五年放浙江副主考；正主考即李若农（文田），见闻自确。陈光宇即南闱有名的枪手，光绪十六年翰林，但从未得到过考差；饶士腾为江西金溪人，他有个族弟叫饶丹诏，是琉璃厂书场中、在明朝就有的老招牌“二酉堂”的东主。饶士腾介绍他的同年丁惟活动四川主考；饶丹诏转托一个出卖风云雷雨的御膳房太监张秀林，结果未曾成功。但后来丁惟又放了陕西主考，张秀林借机需索，闹出纠纷，为李慈铭的房师林绍年纠参，结果饶士腾竟因此自杀。

现在要谈机关败露的经过。崧骏原奏中有一句：“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这“一并”二字，是史学中的“隐笔”；隐藏着的事实是，名帖、信函应该分投正副主考。“一并呈送”则送给周锡恩的信，亦由殷汝璋拆开；若不检举，便成受贿。

一说，当陶阿顺送信到殷汝璋船上时，周锡恩及苏州知府、状元出身的王仁堪都在他船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斡旋的余地，殷汝璋明知误投，亦无法帮老同年周福清的忙。但苏州府，还算是留情的，开了一面之网，且看崧骏奏报案发经过：

浙江会稽县在籍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在苏遣仆陶阿顺赴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舟次投递信函，经殷汝璋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系嘱托关节。由苏臬司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前据臬司赵舒翘禀报，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会同藩司督饬杭州府讯取陶阿顺供词，并臬司钞呈原信，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字样。

当查马姓官卷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一并扣考。其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无凭查扣。奴才出闱后当经恭折具奏，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一面饬司委员前往查拿。即据周福清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会稽县知县俞凤冈先后解省，发委杭州府讯办。

其时周福清亦在苏州，他是由上海雇船到苏，事毕原船回绍兴，当然住在船上。苏州府讯出主名，倘或依法办理，可以禀明大府，先将周福清软禁，而结果没有这样做，让周福清得以避到上海。至于以后“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之前，当然先已有了一番活动。房兆楹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清代文官考试制度，到了光绪以后就渐渐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是因为不经考试也可以做官的缘故。这正是西太后当权时代，贿赂公行。有钱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而举人、进士若不出钱往往就得不到实职。做官的要想升官也可以用钱来买。考官受贿大约是不算稀奇。就连一个穷翰林想得一次考官的差使也得出钱。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就有这样的案子，考官由贿买太监得到优差，而过付的人一个是书店老板，一个是裁缝。同月里有一位御史上奏，论到周福清案和当日考场舞弊的情形。

他说：“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大家似乎同意说都是他的这位家丁陶阿顺不懂事给闹翻了的。因此崧骏和刑部都竭力要给周福清减刑，这正反映了当时人对这种事的态度。

这位御史就是参丁惟禔的林绍年。周福清“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足见他是以此为常业，与周锡恩早有往来；而科场风气之坏，亦由来已久。因为如此，虽有赵舒翘这种精干有魄力的臬司，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仍从宽减，不愿兴起大狱；当然，其中还需要一个人的合作，这个人就是殷汝璋。

对于整个内幕，殷汝璋在事后是非常了解的。案发之时，他扣留陶阿顺送苏州府讯办，整个处置，干净利落，无可置疑。但如扩大来看，周福清那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很容易令人疑心他跟殷汝璋由于同年的关系，对于贿买关节一事，早有联络，不但已获殷汝璋首肯，而且价钱都谈好了。至于扣送来人法办，只由于关节送到时，恰好有副主考在座，事成僵局，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求自保。

这是合理的猜测，舆论将会如此评估殷汝璋，言官闻风言事，亦可奏请在殷汝璋浙江试差竣事后，候命听勘。此案如在乾隆期，必兴大狱，殷汝璋为了免祸及不为清议所讥，必须主动要求彻查，洗刷嫌疑。那一来，周福清以交通关节为常业的历史，将被泄露；而周锡恩亦必不易脱却干系。所以浙江当道即令有意将此案化大为小，如果殷汝璋不愿默尔而息，上奏陈明如本文前述既为同年，复有名帖，则信中又附名片为不合理，指出周福清行贿的对象并非自己，事情仍旧难以摆平。

是故，此案化大为小，所必须取得殷汝璋的合作，即为“不作为”。不管崧骏如何出奏，只要不说他有受贿之嫌，他都能容忍。这样，周福清的捏供，“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云云，才能成立，作为判刑时，“量从末减”的根据。

殷汝璋的合作，自然是愿念年谊之故；合作所生的效果，可从崧骏奏报结案的处置中看出来：

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亲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草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

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予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毋议。

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重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着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

浙江的奏折于十二月十二日上达御前，照例“下刑部议奏”。由于下一年为慈禧六十正寿，有恩赦、停刑、恤囚等恩典，所以重大案件，都要在年内赶办，出奏定案。周福清一案，刑部在十三天之内议竣，复奏这天是十二月廿五日。引《大清律例》吏律职制下的“贡举非其人”一条说：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样，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

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安拟，庶无枉纵。此案……该前抚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

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赂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核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按：所议完全支持浙江的建议。依律，科场贿弊为斩罪，未成减一等，改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自首原应再减一等，因周福清为翰林，明知科场禁例极严，仍旧以身试法，则是“故犯”与“自首”相抵销，不准再减，所议维持原议。但周福清运气不佳，复奏一上，结果是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刑部奏，遵议革员周福清罪名一折，据称“革员周福清于考官中途遣递信函求通关节，当即举发破案，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钦定等语”。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递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旨下，无不大感意外。历来凡遇钦定刑案，总是部议从严，候朱笔减等，以示恩出自上。周福清一案竟一反惯例，分析其原因有二：

一、借此整饬科场风气。

二、光绪因为内务府筹办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多方需索，靡费特甚，到年底还要跟户部要六十万两银子，情绪很坏。

尤其不巧的是，此案赶在十二月廿五日呈上，以便年内结案，而每年这一天，是皇帝一年治公的最后一日，要裁决的奏折，总在一百件以上，事务特繁，更易动怒，只要批一个“斩决”，军机自会承旨去找理由、拟上谕。

周福清的罪名是“斩监候”。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每年秋天，由各省造册报部；刑部有个特设的机构，名为“秋审处”，就各犯案情及家庭状况，逐一审查，分为“情实、缓决、矜拟、留养、承祀”五类，造册送请皇帝裁定，名为“勾决”。如遇国家庆典或有其他重大事故则“停勾”，凡是斩监候的犯人，这年皆可不死。

周福清从光绪二十年“监候”，直到拳匪之乱，方始释出，前后在狱七年，除甲午叨太后六旬万寿之光“停勾”以外，每年秋冬皆须经历一次死亡的威胁；而事先进京到刑部活动，希望列入“缓决”，得以不死，又须筹措一笔相当的费用，是故狱中的周福清固有度日如年之感，鲁迅的父亲用吉的日子亦不好过。

上谕到达浙江，已在光绪二十年。虽说“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须经过秋审勾决，方始行刑。这年慈禧六十万寿，一律“停勾”，凡是斩监候的人犯，都可无条件多活一年；以后廿一到廿五年这五年，年年须到刑部活动，列入缓决，多活一年。刑部书办，绍兴人很多，路子是有，但须上下打点，加上盘缠应酬费用，对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同时，用吉是胃溃疡患者，这个病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充分休息以及饮食调养，而周用吉不具备这一条件，死于光绪廿二年丙申，得年三十七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乱起，周福清得以出狱。曹聚仁在《鲁迅评传》记周福清遭祸事说：

（周福清）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名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开，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

到辛丑（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依照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当他入狱时，周建人说：“本家们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个议单，这时父亲避难未回，本家就带着的态度，叫十三岁的鲁迅签字，鲁迅觉得这些言语及举动对他是很大的压迫和侮辱。”

可想而知的，李慈铭亦必在被骂之列，结怨已非一日。至于此案之初次上达天听，并非由于崧骏的奏报，而是由于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溥所发难。褚成溥字伯约，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成进士，与李慈铭同年。我很疑心，褚成溥上疏论此案，出于李慈铭的嗾使。褚疏上于九月初二，即日奉上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着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隔了两天，浙江的奏折才到。

按：光绪十九年秋闱，弊案迭起，上疏抨击者，除了褚成溥以外，还有江南道御史联、山东道御史庞鸿书、福建道御史安维峻，以及浙江道御史林绍年等。林绍年所劾的丁惟禔，以及由丁案所牵涉的饶士腾，还有投信仆人姓名，奏折中称为陶阿顺。此处名为徐福，可能陶阿顺为顶名。因徐福到案，如供出实情，则殊多未便。所开为一万两银子期票，此说可信；兑现日期，自然是在发榜以后。奏折中说是“空票”，无非照应“虚赃”二字，以便改轻罪名。

鲁迅生于民前三十一年，亦即光绪七年，至十九年正为十三岁；据此记，可知周用吉当事发时一度逃避。周氏族人趁火打劫，处分了周家的财产。可见，周福清在亲族中，人缘不佳。鲁迅记其祖父性情云：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

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追悔。后者的说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力与狗咬更要厉害，可以说有的用意了。

后来为李慈铭斥为“素行诐邪”，当主考贪贿有名的费念慈，也是光绪十五年己丑的翰林。此榜与嘉庆四年己未科，都号称得人最盛：饶士腾二甲第三名，丁惟禔第五名，费念慈第六名，则皆在进呈的前十本以内，有鼎甲之望者，而品行如此！又冒鹤亭《续孽海花人物琐谈》一文中说：

木斋神经极敏，岁辛卯，馆荫轩相国家，知荫轩最恶鸦片烟，故于榻上置烟具，荫轩见之，问是谁的，对云：门生因病，是以近来抽两口。荫轩正色斥之，谓鸦片烟上瘾后，将不能戒也。木斋遽起，摔烟灯，断烟枪，誓云：门生宁因病死，断不再吃此洋鬼子害人的东西。荫轩反安慰之，谓何必如此亟亟，退而逢人辄赞其勇。是年即得江南试差，荫轩之力也。

木斋即李盛铎，江西德化人，是科榜眼。所记之事亦见于《官场现形记》，初不知主名，阅此文方知为清末民初负重名的李盛铎。鼎甲的品行，亦复如此；士风不竞，清朝的气运将终，固不待甲午、庚子以后而始知。

冒鹤亭为冒辟疆之后，周星诒的外孙，曾撰《孽海花闲话》，对李、周之怨，记之綦详，下笔亦尚公允，特为补记，以应读者之嘱。据冒鹤亭记：

李治民为李慈铭，号莼客。道光末，余七外祖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创立言社。李与王平子咸隶社籍，七外祖名星誉，五外祖名星鉴，外祖名星诒，于是平子名星诚，李名星暮，号“言社五星”。继以唐人已有李谟，乃改李模，又改李慈铭。其后周、李凶终隙末事，徐仲可尝询余，余详告之，仲可载入所刊日记。

李以赀郎，从田间来，七外祖为适馆授餐，为游扬于翁、潘之间，又荐其馆于商城周芝台相国家，莼客始知名。外祖尝语，彼以怨我故，怨及七兄，七兄无丝毫负莼客也。其后七外祖官广东运司时，莼客乃具疏稿，嗾邓承修参之，为忘本矣。

按：此当是咸丰初年之事。冒鹤亭谓“道光末，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所记微失真。周星誉为道光三十年翰林，而宣宗崩于是年正月。周星誉以庶吉士家居不过两年，因至咸丰三年必须进京应散馆试。李慈铭托周星誉捐官，而周以一部分款子移为其弟星诒（字季贶）捐外官用，即在此时。

徐仲可名珂，杭州人，辑有《清稗类钞》；其兄名琪，字花农，为曲园入室弟子。西湖“俞楼”，即徐花农为师所建。

咸丰六年丙辰，李慈铭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上，作一眉批云：

此处涂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来为予挚友，常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下石，极力挤予，致予流离困苦，屡濒于死，又向老母绐卖田金三百以去。呜呼，古来交道之不终者有矣，或势利相轧，或意见乖舛，若予于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听，而计陷之若是，真禽兽不食其肉者矣！予见其姓名，辄痛愤欲绝，而年来踪迹甚严，日记中无一二页不其见名者，不能尽去，随见随抹而已。呜呼，以予之深于友朋，惟恐伤交道者，而至于如此；天下后世，可以想见其人矣。李生而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时乎？特志于此。

所涂去的姓名，即为周星诒。观其“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其时”之语，可知传闻后之假邓承修之手，痛劾周星誉，确非虚语。

周星诒移用李慈铭的一部分捐官款项，损人利己，自是恶行；以后在福建因亏空公款去官，则操守当然亦有问题。但其人实为风雅好古之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咏周星诒云：

第一杨风癸巳人，韭花帖里证前身；鸥波生日儿初度，更锡嘉名是甲寅。

又自注云：

周季贶别驾，名星诒，河南祥符县人……季贶少藉华朊，收藏甚高，精于目录之学，四部甲乙，如别黑白，筮仕闽垣，获谴亏公帑，无以偿，亡友蒋香生太守，出三千金资之，遂以藏书尽归蒋氏心矩斋。余未识季贶，尝从香生闻其绪论。

同官中尚有大兴傅节子太守，名以礼，工文能诗，尝见其所刊宋傅崧卿《夏小正》，校勘精核，一字不苟。仁和魏稼孙尹，名锡曾，嗜碑版之学，辑有《绩语堂碑录》，此三君。香生皆严事之，故晚年颇窥学问疏略，非复吴下阿蒙矣。

季贶书数十椟，余在心矩斋尽见之，虽无宋元旧椠，甄择甚精，皆秘册也，尤多前贤手录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黄烂然，各有题跋，今散为云烟矣！季贶生于道光癸巳，仿杨少师之例，镌“癸巳人”一印，藏书精本，用以押尾，其子亦仿赵鸥波，有“甲寅人”一印，详见前冯定远诗注。

按：蒋香生名凤藻，苏州人，先世经商致富。蒋凤藻是捐班知府，分发福建后，竟得补福宁府，后为陈宝琛所劾去职。在福建时从周星诒，尽传其目录之学。

“杨少师”指五代杨凝式，自称“癸巳人”；明末藏书家冯舒，生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因亦号“癸巳人”；周星诒生于道光癸巳，则为十三年，较李慈铭小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