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所提到的魏锡曾，与周星诒、谭复堂及赵之谦都是至交，以好金石碑版之故，与赵之谦过从更密。凡此在李慈铭看，都是同恶相济，李慈铭因周星诒而更恶赵之谦，亦因赵之谦而更恶周星诒。

李慈铭著有一部《萝庵游赏小志》，送给潘祖荫，志中大骂二周，潘祖荫劝他删去，李慈铭作一函复潘，自道为二周所卖经过。前曾引叙其中一段，为详始末，特引全文如下：

承示志中宜删一节，具承风义，勉我古贤，刻状虺豺，诚污简牍，当如来旨，即事芟除。但弟与二周，憾深创巨，迹其射影，直可灭宗，固交道之必无，亦士林所仅见，远近同愤，道俗羞称。

弟初以家难频仍，屡试被放，不自揣量，思效明时，二竖遂因之生心，卖人设计，甘言苦口，变乱是非，致违亲弃家，入资自污。二竖乘其便利，为季得官，乃得包藏祸谋，从臾北上，攘肥弃瘠，中道背言。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

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时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亲弱弟，犹于苍黄之中鬻田数十，得四百金，将谋寄都，而季尪公肆无良，劫敚以去。

老母痛恨逆竖，兼念远人，积忧成疾，京师识与不识，无不駴叹，而叔云洋洋自得，若为不闻，弟犹强与周旋，未遽弃绝。迨今夏五月，叔云忽得重赀，俨然安富，弟适缠灾疾，宛转箦床，连函呼救，深拒不应，延至秋初，乃始投书告绝。此弟与二周之始末也。

呜呼，铜臭司徒，名士所耻，赀郎微末，尤不足言。然弟既已破产为之，便不得不视为性命，而二周鬼蜮百变，毕力挤排，使之生为愍隶，殁为转尸，书生之魂，羞归旧壤，穷人之影，难见天日。

近得家书，病亲崎岖兵火之中，犹谆谆以不肖官事为念，弟所以痛心疾首，思食二竖之肉者。弟虽无似，幼承义方，一行一言，伤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为，自绝人理，仇关家世，非仅一身。自恨力强手孱，不能白刃相报，聊因执事垂教，故略及一二而已。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榜发即授职编修；周星誉早一科，这年散馆，庶吉士留馆，三甲授职检讨，二甲授职编修。周、潘有同官之谊；李慈铭之得识潘祖荫，出于周星誉的引见，李慈铭骂周星誉，潘祖荫自然看不过去，所以作函规劝；李慈铭虽说“即事芟除”，而犹龂龂争辩，几同不共戴天之仇，则周季贶“卖人设计”的真相，不能不稍作探索。

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

畇叔见莼客之局促乡里，劝其入赀为员外郎，莼客从之，斥金托季贶为之上兑。时季贶方捐同知，知闽之丞缺，有一小花样者可补，赀不足，乃移莼客金以足之，仅为莼客捐双月之候选员外，莼客不知也，贸然入京。欲到部，格于例，不可，乃大困，怨季贶甚。书中所云“中道背言，出处都非”云云，皆指此事。

按：咸丰末年，因军需浩繁，大开捐例，花样繁多，周星诒加捐的“小花样”应该有两个：一是“尽遇缺选补”；二是“指省”，即指明分发福建。所谓“双月之候选员外”，为最普通的捐班。吏部选官掣签，双月为“大选”，单月为“急选”。所谓“大选”，数百人争一缺，渺茫之至。李慈铭“来自田间”，对官场一窍不通，只以为花了钱就有官做，以致贸然入京，进退失据。

于此可知，负李慈铭者是周星诒；而周星誉为弟补过，纵不必邀得李慈铭的感激，至少亦不应挨骂。其后周星诒得补汀州府同知，托同官傅以礼将挪用李慈铭的款子带至京师，傅以礼说：“他已经在‘行路难’的诗中骂了你，钱可以不还。”据说：周星诒“但笑而已”。照李慈铭的日记中看，此事大概不假；但李亦确未收到此款，或者中间为人干没，也是可能的。总之其详不得而知了。

李慈铭与周星誉另一结怨的原因是，周将赵之谦亦引入潘门。据冒鹤亭记：

李慈铭善骂。初由七外祖介绍，得交潘祖荫，继而赵?叔公车入京，外祖又为潘言，潘有一室，榜书曰，非读五千卷者不得入，室中所储，皆金石碑版之属。赵得入，李不得入也，乃衔赵，兼衔及介绍之人。其日记所称曰天水妄子，指赵；所称曰蜮，指余七外祖也。此长笺满纸之妄人，即张之洞，以之洞所寄金未到也。

《清史稿》中，李慈铭有传，赵之谦无传，是件不公平的事。《艺术传》为夏孙桐所撰，于书画非外行，即有私意。《艺术传二》，专论书家，以一杨亮为殿，谓“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士大夫多称之，书亚于熙过（按：指吴让之）”云云。也许我是孤陋寡闻，杨亮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看到。

兹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引叙赵之谦小传如下：

赵之谦字?叔，号益甫，又号梅庵，更号悲庵，晚号无闷，浙江会稽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九年，卒于德宗光绪十年，年五十六岁。咸丰举人。性狂放，游京师，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肆，挥扇纵谈，人目为狂士。与姚瑜伯善。官南城知县。之谦工书画刻石，卓绝一时。诗文皆新奇骇愕，著有《悲庵居士诗胜》《梅庵集》《缉雅堂诗话》《勇庐闲话》《二金蝶堂印存》，辑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并行于世。

悲庵的别署，起于三十二岁时，因洪杨乱起，继以疫疠，家破人亡，故有此号。艺事不论，以赵之谦的为人而论，自有胜于李慈铭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叙其对书籍的态度云：

（赵先生）《书严剩稿·跋》：“魏鹾尹锡曾，尝言为前人搜拾残剩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谓欲人弗见，令万马蹴平，世多有矣，异时当节缩衣食刊行，庶有封树置防护。”昌炽按：痛哉斯言！为书续命，先哲有灵，实共鉴之。撮录于此，以告世之能爱惜古人者。

反观李慈铭，狎优争风，穷訾毒骂，浪费了好些笔墨。平时又亟亟乎纳妾生子。如光绪四年四月十五日记：

纳席姬，字曰贞。为此婢价，驰书乞贷，平生风节扫地。同人怜其贫老，祝其生男，皆谊等倾囊，谋如在己。

光绪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又记：

遣席姬去，事我十年矣，伤哉！无德畜此痴獠，闭户自挝，悔之何及。

但不久“又置妾王氏”，名之曰兰娘，字以纕男，而终无子。

赵之谦亦无子，以侄为嗣。他在江西任知县，初宰南城。后调奉新，接印前一晚，嗣子与仆妇大吵，仆妇自缢而死，闹出轩然大波。其致友书云：

第初十日接印，愤恨兼以怨苦，实无心恋此，现惟照常处置，俟廿七日观风后到任。排扬已了，再看下面。……然弟之现成谣传尚可防乎，故至今日仍静候撤任而已。若在中秋节后，则官亏可得千金。私亏有兴隆票做主，官亏则不可，并不能行。拟先斥卖衣服器具，不足，而后以募化完之，拂衣归去，做一品百姓如何。儿子若亲生，则今日已杀之矣，此时只能待案了而后遣去。杏林得高安，楼上重楼，弟水底加以水底，有子而遭横祸，不如无子而发大财也。署中朋友，皆面面觑，此场笑话，以弟成之，真千古妙文，岂所谓前生注定耶。

赵之谦颇有豪士气格，其子所作传状，说他“身体魁梧，饮撰兼人，虽严冬不戴帽，头上蒸气如汗流”。这样的人，脾气坏的居多。叶叶舟序赵氏《二金蝶堂印谱》云：

晚年孤愤，好嬉笑怒骂，诗文皆务为新奇，以訾议当代作者为能事，坐是与世不谐。

这就可想而知，李慈铭骂他，他亦在骂李慈铭。不过他骂过就算了，不像李慈铭形诸楮墨。又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云：

人言?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负者，亦虚怀相接。

此是能服善的性格。狂上而不能服善，动辄以为无人能及，真成妄人，必无成就。

以此种性情之人牧民，自是“强项令”；据赵之谦自述，宰南城时，似乎严刑峻法，疾恶如仇；至奉新后，由于一到任即遭遇意外之祸，挫了锐气，处事审慎得多了。其致友书云：

来此日对案牍，不曾开书箱，兼以终日忿恨；然有一好事，遇事不操切。前日一起贼案，若胆壮肯操切，黑夜前往，必无漏网，因其寓主乃妇人也。昨日天明始往，贼不及半矣！在鄱阳责人万板，亦不介意，今则数百板即须察看矣。

县官有捕盗之责，勇于捕盗，必为好官；然有时不免草菅人命，“责人万板”而“不介意”，则立毙杖下者，不知凡几？故不肯操切，则“数百板即须察看”，唯恐其死。

赵之谦与李慈铭皆深受龚定庵的影响。不过李得龚之狂，如轻视前辈，及于师门；赵则得龚之奇，而嫌浅露。序吴让之印存自叙其个性云：

少日师赤荪沈先生，同学者有何自芸，力学诗，始学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进而晋，又进而汉魏。其言以三百篇为准，穷年累月，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长吟。

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谑，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癫痫，余亦侮自芸为蠢愚。争不下，质之师。师告自芸：汝诗譬窭人子，勤谨操作，铢积寸累，以事生产。初获十百，久而千万，历知艰难，深自护惜，不自暇逸。彼诗譬膏粱子弟，生长豪华，日用饮食，宫室妻妾，奴婢狗马，为所欲为，纵恣狼藉，朝慕游侠，夕逐荡子，兹歌未终，叱咤数起，幸货财多，非年齿与尽，酣豢挥霍，无虑中落，然其乐也，人忧之矣。自芸犹欲争，而余駴汗竟日。余生平所为，岂惟印与诗？皆此类也。

赵之谦的诗文，当然不及李慈铭，但赵之谦的书法、篆刻都为第一流，画亦有名。李慈铭多才，赵之谦多艺复多才，欲为轩轾其高下，颇为不易。

赵之谦喜藏书刻书，李慈铭的书亦不少，日记中记购书、易书之事甚多。不分时日撮录数条如下：

偕节子（即大兴傅以礼，著《华延年室题跋》）至清风弄口书坊，购得吕东莱《读诗记》一部，严氏《诗辑》一部，吕东莱《大事记》一部，朱竹垞《明诗综》一部，《范文正忠宣恭献父子集》一部，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一部，《清白士集》一部，计直四番金。莲士尝规予曰：买书虽似雅事，实人生嗜欲之一端，其无裨于俯仰则一也。节子亦谓以急需之钱，易缓读之书，去挥霍浪费者仅一间，皆足称药石之言，从而不改，吾未如何。同人中犯此病者，惟予与季贶两人，往往相悔相戒，而卒相营且相竞。

日来贫甚，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质钱十五千，适问月携武进臧玉林《经义杂志》一书来，遂以购之。昔吾家元忠令婢卷褥质酒，时人叹其率素，若仆者，可谓不坠家风矣。书此一笑。

以《秦淮海全集》六册，张清恪刻《司马温公集》六册，《谢叠山全集》两册，邹行士文一册，与莲士易孙渊如《平津馆丛书甲集》六册，汤文正拟《明史》分修稿八册，大吃亏。而出此者，司马非传家集，秦谢两集，纸椠不佳故也。然所易者，皆系全部中之一集，终让他便宜，真大吃亏。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不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拈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呜呼，措大作此生活，不觉沾沾自喜，长安贵游，日夜奔走牛马间者，焉知世界中有此事耶。

李慈铭颇以其藏书自矜，春联中两榜大门，一联是：“户部郎中，补缺五千年；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一联为：“藏书差足五千卷，来岁便为六十人。”下联为五十九岁所作。十万与五千，相差过巨，必有一误。按：李慈铭于同治十三年七月，由骡马市大街西的铁门，移寓丞相胡同的保安寺街。这条胡同在“宣南”很有名，王渔洋、施愚山、邵青门、翁方纲，都在那里住过。李慈铭寓保安寺街东首，与米市胡同潘祖荫寓、承相胡同李文田寓，相去极近，常有过从。李慈铭慢师，独于李文田不敢无礼，据冒鹤亭所记，似另有一段渊源。其言如此：

李文田庚午典试浙江，以关节授慈铭，慈铭遂由京回浙乡试。又以关节授其同乡胡毓麒，胡亦中式，故其日记，于入京会试盘川一层，不着张罗一字。盖名利双收也。

至于藏书，自以“十万卷”为是；“五千卷”一联出于孙雄《壬辰诗存》，孙、翁同龢同乡门生，素喜标榜，其言不可尽信。五千卷藏书，好读书者，每每有之。一部《资治通鉴》，即已二百九十四卷，加上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不必再数其他拾补校勘之类，即已达八百卷。加《十朝东录》四百二十五卷，只两部参考书，便是五千卷的四分之一。故可肯定其藏书接近十万卷。

李慈铭书虽多，但并无珍贵版本，所以不能列入书家之林，但其附于书中的眉批笺注，珍贵又过于宋椠。所以民国初年，浙江当道，决定议购李氏藏书，乃竟遭议会否决。曾见有陶承杏所作《关于越缦堂藏书》，记其事云：

民国七年，其子承侯故后，全部遗书，经其友人徐维则、族人李钟骏为之整理检点，抄目封藏，计二十八箱，九千一百余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共二百余种，约二千七百余册，考证经史，殊可珍奇。其家属拟得价出售，而踵门请价者络绎，且有外人亦来询问。

当时浙江省当局闻悉，即派委员沈镜蓉，会同绍兴县教育会长茹秉铨，至李宅开箱查看，并与商酌估价。家属因系公家收购，允以一万元出让，省公署据覆没，以是项书籍，攸关地方文化，应由公家购置，发交图书馆，庶保全文献与嘉惠后学，一举两全，所需书价，即据在八年度特别预备金项下支拨，抄附书目（坊间所售《越缦堂书目》，即由此传抄）。咨请省议会议决施行。讵竟遭议会否决，不果购。

其后，李氏藏书曾由人介绍金梁（字息侯，满洲瓜尔佳氏；与三六树皆为杭州驻防旗人中有文采者），议价未成。至民国十三年，杭州书坊中，已有李氏遗书散出；至民国十七年，经由北大图书馆收购，这当然与蔡元培有关。

李氏藏书得归北大图书馆，实为大幸，馆员王重民就其批校书中，辑出著作多种。据陶承杏记：

由馆员王重民君整理，就其批校书中，迻录纂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均由该馆刊行。又《读书记》二卷，散见馆刊第一卷各期。该馆并广告征求李氏遗著，拟辑为李氏全书，以成一家之学。

民国二十二年，该馆又经顾颉刚先生之介，购入越缦手稿，计《丧服传经节要》一册，《越缦经说上》一册，《复社绍兴姓氏录》一册，《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柯山漫录》一册，《困学楼丛抄》一册，《越缦山房丛稿》一册，《知服堂读书学略》二册，《越缦笔记》一册，《萝庵日抄》一册，《越缦堂日记》一册，《越缦堂集》二册，《湖塘林馆骈体文钞初集》一册。《越缦堂外集》一册。《庚寅病榻小草一册》，《越缦笺牍》一册，共十六种，十八册，其已有刊本者只三种（见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报）。故李氏之书，该馆可谓集大成矣。

关于李慈铭的日记，陶承杏亦有记述：

李氏日记原稿六十四册，亦于前年由杭州书贾分批卖出，余均见之，因索价巨万，实非穷书生如余者，得能问津。平步青日记，余亦见之，内容不及越缦远甚，然有关掌故之事亦甚多。该书闻售与知堂老人，愿老人于著述之余，将该日记中有价值之作，札刊以供同好。

按：李慈铭殁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而今所传李氏日记印本，止于光绪十五年；最后五年日记原稿，为樊增祥所借阅，因其中有骂樊的话，所以借故藏匿。樊为李的得意弟子，光绪初年，师弟绸缪，观李所记，实所欣羡。其情谊不终，则因樊增祥与张之洞接近之故。李慈铭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记：

云门来夜谈。近日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萌，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遂广引孅子，诱以美官。南皮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炫惑一时聋瞽，尤恶余之触其隐也，故日寻干戈。以云门盛气负才，益笼络之，诱以随往粤东，甘言重币，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树敌仇。云门既恶所选宜川荒瘠，闲言不能无动，遂欲从之过岭。余谓之曰：“仕宦惟州县可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为非计。且君以有母呈请近地，今远适岭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云门虽不然余言，虽亦因此自阻。余与云门本无素分，既欲割宁之席，不妨弯羿之弓，我岂容心，彼何过计。

按：樊增祥于光绪六年散馆，改为知县，在京候选时，其父病故，奔丧回里。十年初冬，服阕进京；呈文户部，以养老母为词，请选于近地，以便照料；结果选为陕西延安府宜川知县。他是湖北宜昌人，陕西与湖北接壤，所以算是近地；其实宜川距宜昌，何止千里？而且地瘠民贫，是个苦缺。樊增祥大失所望，迁延不肯赴任，意在观望。

其时正好粤督张树声疾殁，张之洞由晋抚调粤督，想罗致樊增祥入幕。李慈铭这段日记中，所谈的樊增祥的背景如此，但最后樊增祥还是听从劝告，赴陕到任。当时的陕西巡抚是张佩纶的老丈人边宝泉，当然会有张佩纶的“八行”带去。下一年，边宝泉与河南巡抚鹿传霖对调；鹿为张之洞的姊丈，亦有渊源可叙。这样到了光绪十三年冬天，樊增祥又以母殁丁忧，致书李慈铭，谓“止余宦囊二千金，拟暂寄孥秦中，过百日后，复须橐笔依人矣”。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樊增祥有一函致新由两广移湖广的张之洞，足以察见樊、李之间关系的变化。其中亦颇多珍贵史料，兹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所载，分段转引，并略作笺注如次：

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抵京后，三肃禀函，度可次第上达。顷由折弁赍示手谕，欣悉福躬康复，惟脾湿未除，尚望随时节宜，辅以上药，去病犹平贼，要当铲除净尽耳。

受业抵京，因有两月耽搁，赁居北半截巷（三迁然后定居），幼樵故居之间壁，事定甫投文。据部友云，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复引见，近来朝命，均系毋庸坐补原缺，则以知县归起复班候铨，不准呈请仍归原省。此时指捐陕西，便可省却捐离直隶一款，惟指分后，又须昼接，则是两次引觐矣。此月廿四日，吏部验到，两觐均在十月，出都总在仲冬。

伏蒙垂念捐项，挚爱逾恒，受业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吁。所幸此次虽多引见一番，却省却捐离一款，受业所携赀用，尽可敷衍出都。惟到陕后，恐定兴中丞以幕府见縻，恳祈函丈贻一纸书，属其予一地方，缺无论肥瘠，但求免首剧，不胜幸甚。

按：张之洞于同治六年浙江试差告竣后，放湖北学政，樊增祥即在此时进学，自为受业。九年，生员岁科两试毕业后，张之洞择其诗文雅驯者，编为《江汉炳灵集》。胡钧《重编张之洞年谱》附记：“以门人樊增祥操选政。”则樊原为张门高弟，渊源深于李慈铭。张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调补鄂督，樊增祥适于是时服满赴京，至吏部报到起复。

首言定居“北半截巷”，即北半截胡同，在菜市口之南，亦即同光时人盛称的“宣南”；“谓幼樵故居之间壁”，可能即为吴可读的旧居。次言起复仍拟回陕西，则因鹿传霖尚在陕抚任内（鹿为河北定兴人，故称“定兴中丞”），以张之洞的情面，樊一至西安禀到后，即可补缺。

受业前过天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据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无望，自函丈节次电信，深相推挹，渠已涣然冰释。至三厂交伊接替，则自云无出山理，且云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

又云在甥馆本不与公事，惟函丈三厂事，若有稍近琐屑，不欲径达合肥者，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云云。

又云，合肥此次得书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钱不能助。合肥云，钱亦能助，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钢轨既出，我少买洋轨，多以轨价付鄂，俾资周转，是亦相助之道也。受业窥此两人，均已为函丈所用，丰润尤有结托之意，但使时时假以书问，必效臂指无疑。

渠又云，密电可不用，缘电报房密迩合肥，若渠致鄂电，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实情。在津时，渠云，合肥三日内必复书，渠俟见合肥信后，再作复函，此时想均达签室矣。总之，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往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绝可怜也。

丰润即指张佩纶。“津通”者津通铁路，当时李鸿章支持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已如所请，而翁同龢等交章谏阻。张之洞则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所以李与张不和。据樊函，知张之洞曾多次向李解释，“深相推挹”，李对张的态度，已趋缓和。

“三厂”云云，黄秋岳谓“指湖北纺纱、织布、缫丝等三厂”，大误。当樊作此函时，张方以广东“恩科乡试，入闱监临”。按：张之洞年谱有两本，向所据者为许同莘所编，颇病芜杂，近由周弃子先生赠胡钧所编一谱，取裁较有法。两谱皆商务出版，既印许作，复以胡作列为王岫老所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三辑》，可知商务亦认为后胜于前。唯“监临”（据许作），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到武昌，翌日接篆；湖北其时亦并无此纺织三厂。故知“三厂”也者，指张之洞督粤所办的三厂。

张在广东办了三个有关国防、金融的厂：黄埔造船厂、枪炮厂、铸钱厂。此三厂创设的经费，既请部款，复开“闱姓”，由广东殷商报效，此即当时嘲张之洞的谐联下句：“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的来历。

清朝自洪杨之后，对于督抚生财用财，有一原则，如取之于地方，只要你是在办事，言官既不讲话，地方亦无讦告，朝廷眼开眼闭，不加过问，然而“京饷”须解，亦不能请部款。

张之洞督粤，既处膏腴，地方上有办法，又以各种名目请部款，而在慈禧与土木，以及内务府借“亲政”“大婚”，各自敛财等事，则报效不遗余力。这是张之洞的最大的术，内邀慈眷，外张羽翼，牵丝扳藤，去之不可，此所以能在湖北二十年之久。

对国家财政来说，张之洞的作风犹如双斧伐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是，等于帮助慈禧太后挥霍；在亲政后，想劝励图治，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及“帝党”，自然深恶痛绝，只以他慈眷优隆，动之不得，就只能抑制他“屠财”。

张之洞托名《抱冰堂弟子记》的自述中说：“己丑庚寅间（光绪十五六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大枢指孙毓汶，大司农指翁同龢。

又，张之洞送翁氏书遣戍诗自注，言“与翁氏交情极洽，而叔平必欲置我于地为不可解”云云，即指张之洞请部款，动遭驳斥而言。

张之洞调督湖广，在粤三厂正值草创，钱花下去了，效用未见，将来报销恐成问题，因而希望由张佩纶“接替”。接张之洞督粤者为张佩纶的伯岳李瀚章；如果张佩纶愿意去办这三个厂，毫无问题，但张佩纶不愿去接烂摊子。事实上李瀚章亦不愿多事，除了造船厂因为有船坞的关系，无法移动，铁厂、制械厂以及张之洞正在兴办的织布厂，皆移湖北。

此事大概在李瀚章赴任前即已决定，所以张佩纶表示“三厂事若有琐屑，不欲径达合肥，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即言关于三厂移交接收事，如果需要海军衙门照应，张佩纶可从旁相协助。

苏鄂对调，由于高密自危，求救于济宁。高密之弟（现已物故），是济宁门生，前此高密在京，亦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绝爱怜之。其必调苏藩者，闻博泉前辈述北池语云，军机处得星下书云，醴陵尽闹脾气，此次鄂藩需才，遂有此调，枢意以为寿丈与函丈必不相下，欲使同室操戈，以快渠辈之意。

受业与再同早见及此，再同谓祥云：我写信，老人必不听，而最信君言。祥于五日前，已详致寿丈一书，备言夫子艰巨孤立之状，及欲得寿丈共事之心，恳其勿信浮言，彼此匡助。（传说函丈令庄道开湘中富人名单，庄道不肯，湘人以是怨函丈，不审有此事否？）

缘湘人近来颇与函丈树敌，寿丈得湘人书，意不能无惑。总之，函丈与寿丈，同一为国为民之心，其本原无少异，所稍歧者，外著之规模耳。此次寿丈到鄂，惟求函丈优加礼貌，倾心委任，如于次公之在粤，不惟吾党之幸，亦天下之幸矣。祥若早知此事，必不遽行，若使增祥奔走其间，似不无少裨也。

黄秋岳释此段所隐人名云：

高密即荣禄；济宁者孙毓汶；醴陵、寿丈，皆指黄子寿彭年；博泉者刘恩溥；北池者，张子青之万也，时住北池子，故云北池。再同者黄国瑾，彭年之子。

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邓禹，字仲华，封高密侯。荣禄亦字仲华，故称以“高密”。但此处“高密”绝非指荣禄，则可断言。

荣禄时任西安将军，且亦绝无“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之理”。且明言“苏鄂对调”，即湖北藩司与江苏藩司对调。黄彭年其时方以江苏藩司署理巡抚，此人父子三代，都值得一谈，因附记于此。

黄彭年之父名辅辰，字琴坞，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醴陵，官至陕西凤邠道，殁于任内，入祀名宦祠。黄辅辰道光十五年成进士后，以部员用，由吏部主事累迁至郎中，有“硬黄”之称。《十朝诗乘》载：

贵筑黄琴坞观察，道光中官吏部，与同僚遍稽旧案，分别存销。存者分类入簿，又手抄小册，随检即得，吏不能欺。且屡与堂上官抗争，因有“硬黄”之目。自纪诗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赢得人呼作硬黄。”

黄彭年字子寿，饶有父风。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先随父在籍办团练，后入骆秉章幕；同治初又主关中书院；又为其同年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志莲池书院。虽为告假的编修，但颇负时望；光绪八年特旨授为湖北襄郧荆道，欣然奉诏，以此为他的儿女亲家王湘绮所讥。

其实，黄彭年是有用世之志的。入仕应该有个迁转进身之阶，他不能在同年早就当到督抚，还回翰林院去当编修，等到“开坊”转侍讲、侍读学士，升京堂，再补内阁学士，方能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得有发抒抱负的机会，但那一来非二十年不为功，因而屈就道员，等一擢监司，便得展长才。

果然，黄彭年的路子是走对了，不久即升湖北臬司，《清史稿》说他此时“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余结京控案四十余起，平反大狱十数”。

但在湖北不能久于任，这也是可想而知的。臬司如此出色，足见巡抚尸位，自然排之而后快。黄彭年一调陕西，署理藩司，旋于光绪十一年调补江苏藩司。《清史稿》本传：

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余补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

光绪十四年十月，疆吏有一大调动，皖抚陈彝内召，以桂抚沈秉成调补；江苏崧骏，山西刚毅，浙江卫荣光三巡抚大扳位，即崧骏移浙，卫荣光移晋，而刚毅移苏。崧骏交卸后，由黄彭年署理江苏巡抚；刚毅卸任后，却迟迟不赴新任，原因甚多。其时江南大旱，方议赈济；而大婚及颐和园工程，皆需巨款；乃流民数千，强占荒田，江苏的情形极糟。刚毅虽称能员，去了亦未必有办法；而最主要的是，以刚毅的个性，与强项的黄彭年永不能相合；所以一直在京中观望。枢府亦以为此时的江苏，既由黄彭年主政，不宜掣肘，所以亦并不催刚毅赴任。

到了这年七月间，张之洞调湖广。此公居官，喜欢揽权用威是有名的，初到广东时，即与粤抚倪文蔚大起龃龉。胡思敬《国闻备乘》记云：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游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藐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卸吏事不问也。”

百川惧，归检会典，仓卒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督署，而巡抚成虚设矣。

此记中的巡抚，即为倪文蔚；但藩司非游百川，而为游智开（见《一士类稿》）。及倪文蔚不堪张之洞的压制，光绪十二年四月活动入觐，旋调河南；粤抚初由湖北巡抚谭钧培调任，亦深以为苦，至冬天云南巡抚出缺，谭钧培宁愿就滇，于是广东巡抚虽为好缺，竟无人逐鹿，副都御史吴大澂，乃得脱颖而出。

胡钧所作《张之洞年谱》“后序”云：

公督粤时，内简吴大澂为粤抚。电致吴云：“吾其为官文恭矣！”嗟乎，欲为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鸣求友，抑可伤已（原注：吴承倪文蔚之后，倪与公大龃龉）。

胡钧此论，为护师门，颠倒黑白。致吴大澂一电，是有意要改变一个公认的看法，即张之洞过于揽权。究其实际，他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官文，亦从未期望任何巡抚为胡林翼。

现在要谈樊增祥函中的所谓“高密”了。高密既指高密侯邓禹，而又非“仲华”，则所隐指之人，必姓邓，或名中有一禹字。细看当时缙绅，实指邓华熙。

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举人，光绪十五年由云南臬司于六月初调升湖北藩司。未几，张之洞由粤移鄂，见于上谕。邓华熙深知张之洞难侍候，复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张之洞以其为科目前辈而稍加礼遇，所以“自危”，求援孙毓汶。其弟不知何名，但孙毓汶任考官之时不多，或不难索解。

孙毓汶于咸丰六年，与翁同龢同膺鼎甲后，以为恭王所恶，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编修一主四川乡试；既未放过广东考官，亦未与北闱乡试，则邓华熙之弟，当非孙毓汶的乡举门生。

自光绪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枢，孙毓汶入政府后，于光绪十二年以工部侍郎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以“正大光明”排列，位居“光”字。吏部尚书蒙古锡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寿阳祁世长，既为后辈，又无衡文之名，且为人老实。孙毓汶之下为户部侍郎满洲嵩申，更无足与数，所以此科完全由孙毓汶一手主持。

查题名录，光绪十二年会试，三甲第十七名邓士芬，广东英德人，殆即其人。顺德属广州府，英德则在韶州，当系远宗，或者“认本家”，此在科举时代亦为常有之事。

所谓“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即是硬拉关系。如邓华熙为邓士芬胞兄或近支从兄，则以通家子弟礼见孙，可以公然磕头，不必“夤缘”。邓为咸丰元年举人，孙为咸丰六年进士，年齿及乡榜，邓皆高于孙，而“以弟子礼见济宁”，且“绝爱怜之”，此是樊增祥下笔轻薄；但亦足见邓华熙畏张之洞，不惜卑躬屈节，务求去鄂。而苏鄂两藩司，亦即黄彭年与邓华熙对调，则别有缘故在。说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抚的一种手法。

军机对张之洞头痛，对黄彭年亦未必不伤脑筋。江苏京官而在原籍有田产者，对于黄彭年动辄想减租，帮佃农讲话的作风，颇有戒心。“星下”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误字，以情理而论，除非江督曾国荃致书军机，言“醴陵尽闹脾气”，才会考虑调动黄彭年，而借口“鄂藩需才”，自是不通的说法；鄂藩需才，莫非苏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不会不干预湖北的钱粮、民政，而黄彭年亦绝不会唯命是从。互不相下就必然演变成互相攻讦；在樊增祥看，这是“同室操戈”，徒使亲痛仇快，因与黄彭年之子国瑾（字再同）相商，谋调和之计。

以下谈京中大老近况，接叙得自许景澄的消息谓：

竹筼昨日谈及，大圣近来于函丈亦不甚为难。常熟虽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不肯显然树敌。户部自子开物故，实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则广东报销，无复他虑矣。

竹筼又云，凡兵部有所驳斥，函丈初疑洨长为之，实则不然。兵部现由香山当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笃，（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复多次）。传说身如枯木，山东林令来声言无碍，人初以为妄，近日居然大愈，禀赋可谓极厚，亦国家之福也。

竹筼即许景澄，出使德国因丁忧回国，此时方起复在京，任翰林院侍讲，“大圣”即孙毓汶。“洨”指先恭慎公，《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选除洨长。”洨者，洨县之长；切许姓。先恭慎其时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在枢桓之时为多，所以兵部“由香山当家”。庄练兄谓“香山”指兵部右侍郎白桓，以香山切白姓；良是。按：白桓字建侯，直隶通州人，同治二年进士，用为部员，分吏部，积资升至文选司掌印郎中，掌文官除授，为京官中有名的好缺；李慈铭称他“清强有声，吏不敢为私”。光绪六年升内阁侍读学士。其任兵部右侍郎在十五年二月；所谓“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因吏、兵两部，文武不同之故。

“邸病”指醇王之病。黄秋岳谓函中以醇王病愈“亦国家之福”，因“醇王为德宗之父，故曰国家之福”，此一解释，未免浅露。其实乃指翁同龢而言，翁为帝师，德宗信任方专；但有醇王在，多少可以裁抑翁同龢。樊增祥的意思是，如醇王不起，翁将益发难制，故醇王病愈为国家之福。

按：醇王因“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平生雄心壮志，都成虚话。清议与神明交责，衾影自惭，抑郁寡欢，因致沉疴。自光绪十三年冬天起，即长在休养之中。至光绪十六年七月，复又中风。据翁同龢是年日记：

七月初九：是日上回宫，行礼毕后出后门诣醇邸府，皇太后辰刻前往也。归小憩，入署遇孙、徐二君。午刻问醇邸疾，晤福相于左近公所，见昨日脉案，始悉昨午正抽风，口眼歪斜，遗溺，神识不清，视物不见等症。酉刻子刻两方云稍愈，痰得下，夜进糕干两块，脉见代象，危险云云，药则人参黄芪而已。因诣府亲问，云今日方未下，似稍转机。戈什爱班等在内，不便往谈，遂归。日暮着人问，则云进粥半碗，神渐清（昨厥五刻始苏，雷雨时适渐清，其门上言如是）。上申刻还宫，太后中正还官，明日未定再诣与否。

七月初十：辰初上至书房，语甚是，退时早。诣醇邸问疾，见昨今案方，方大致同，案称今日辰刻得大解，脉代象退，惟目视不明，手仍掣动，饮人乳数口，进粥半碗。

七月十一日：两次遣人问醇邸病，昨日大便二次，今日案云自酉至卯大便四次，目视物仍不清，药用参芪等补中益气。自余观之，恐元阳已陷矣。

七月十二日：上诣建福宫行礼后即诣醇邸看视，皇太后于辰刻前往（申正回）。

奇怪的是，自此以后，翁记中并无此君臣二人视疾的记载，直至七月廿八日，始有“问醇邸疾仍如前”一语。殆慈禧不喜人与醇王过亲近之故。至八月初二日又有记：

八月初二日：寅正二刻引见吏部，内阁堂未到齐，即往醇王府看视。到朝房坐良久，退诣邸，闻云昨日已正厥四刻，夜亥正复厥四刻，胸胀神不清，小水数，大便不下，医云攻补两难。时上已到，太后尚未到也。

出城拜客，过厂，入署事繁（复奏顺直赈务，徐小需云原折专指顺天，不以直隶阑入，因改请福相酌之）。未初归寓，检书，周生霖来辞行，后日起焉。

遣人问邸状，案云脉兼代，神虽清目直，指凉胸胀，言语气怯神倦，症未见减，药用人参胆星白芥等，此寅初方也。其家人云午后仍如前，神识不清，饮水辄吐，未进食，见上至无言也。司官来云上于申正二刻还苑。

第二次病危，但很快即转危为安，直至十一月中旬第三次病危，终于不治。此期间，曾国荃、潘祖荫、孙诒经、宝廷相继下世，病危之时，自然家人、亲友探望，死者享受了最后的人世温情。如翁同龢记潘祖荫死前情状：

十月三十日：李兰荪信来，云伯寅疾笃喘汗，急驰赴，则凌初平在彼开方，已云不治矣，余以参一枝入剂。入视，则伯寅执余手曰：“痰涌，恐难治矣！”尚手执眼镜看凌方，汗汪然也。李若农至，曰：“参附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欤？”再入视，益汗。余往横街，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徒步往哭。

以下接叙为潘祖荫主持后事。潘祖荫天阉无子，为之择嗣子成服。但醇王病殁之前，是相当凄凉的，因为慈禧不知为何，在醇王病危时，采取杯葛的态度，托词头晕，不加临视；且又驻圆明园，使得光绪只能抽空到醇王府，匆匆一面，无法与家人谈醇王身后之事。

至于八旗贵族、文武大臣，因为前一年吴大澂奏请延议尊崇醇亲王典礼，奉懿旨将醇王于光绪元年所奏“预杜邪论一疏宣示”。现在醇王病危，而光绪对生父颇有孝心，将来万一发生追尊所生，如明世宗追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帝的故事，一定为慈禧所痛恨，暗中查究何人作醇邸的谋主，则踪迹较密者，皆不免蒙嫌，所以探病都不敢。排印本《翁同龢日记》中，先说“门如水也”，或以为“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以醇王的身份地位，自然是“门如市也”，水字为误排；再看下一天所记“门庭悄悄”，才知“门如水也”确为原文。

樊函末段述“京师故人”云：

京师故人，廉生气体颇壮实；再同病甚，头童齿豁矣。黄漱丈不动不变，老辈风流。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函丈之意，祥已转达，渠甚感幸也。黄楼、百泉，谨饬可喜。玉叔稍不羁，致有盐大使之讼。博泉前辈，想已函告，不复赘陈。然博翁亦有过听者，如云玉叔烟瘾甚大，玉叔实无此癖也。

廉生即王懿荣，为张之洞的内兄，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谓李慈铭自得御史，牢骚渐平，封奏“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则殊不然。黄秋岳于此有所辩证，语颇精审。

黄秋岳说：

樊函中有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云云。以樊山与莼客之亲密，此数语，宜可信。然莼客得御史后，实不如此。

考莼客以户部郎中考御史，资浅不及格，于是黄漱兰盛伯希代捐俸满。考取后，自期言人所不敢言，一补御史，即参顺天府府尹孙楫“辱詈属员，威逼自裁”。属员者，东路同知郝联徽，为兰臬先生之孙，实有此事。而折交潘文勤查复，文勤徇情面，强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莼客因深鄙潘郑庵。樊函殆尚未知莼客劾楫时所发，而所谓“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八字，即南皮居谏垣时之秘诀也。

按：顺天府府尹孙楫，号驾航，其父为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孙毓溎，堂叔即孙毓汶。孙楫本人是咸丰二年的翰林，科名犹早于其叔。

孙楫自然是仗了他叔叔的势力，敢于辱骂属员东路厅同知郝近垣（联徽）。李慈铭参孙楫，亦可谓不负其“言人所不敢言”的自期。折交潘祖荫查复，即是军机照应孙楫；因为孙楫被参，固应交部院大臣查复，则名正言顺应为左都御史的差使。若以为左都为台长，恐有庇护原参御史的可能，则应交吏部尚书或兵部尚书。潘祖荫以二部尚书而膺此差，明是军机处知道潘李交厚，可以化解。

如交他人，倘或包庇孙楫，则李慈铭到台第一疏就碰了壁，必不肯善罢甘休，会第二次、第三次上疏争辩，案情固结不解，越闹越大，孙楫非去职不可。至黄秋岳谓“莼客因深鄙潘郑庵”，则未必尽然。类此事情，官场常有，李慈铭亦不免借他人之白简，泄一己之私憾，并非背人焚谏草，对事不对人的真御史。老实说，军机以此折交潘查办，即等于表示承认李所参不误，希望和解。而潘之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是否用“强”，亦难率尔断言。以潘祖荫的个性来说，应该对李、郝两方面情商而非硬压的。

除李慈铭、王懿荣外，樊函中其余所提到的人，黄楼、百泉、玉叔，都是张之洞的侄子。黄漱丈为黄漱兰（体芳）。“再同病甚”四字最可注意。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潘文勤师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其藏书印曰八求精舍，曰龙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癸未奉讳归吴，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

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赏析之乐，宛如昨日。

客冬十月，遽构龙蛇之厄，越月而又闻贵筑黄子寿师殁于鄂渚。师开藩吾吴，将掖寒畯惟恐不及，昌炽拨受知最深。戊子之冬，公子再同编修相约至京，馆于其邸，得尽见所藏书。再同孤介违俗，顾独与余有水乳之契，病肺误服温剂，致失音，骤罹大故，一恸几绝。正月南旋，朋辈往送别，皆忧其不起，乃未几而讣至矣。余此稿再同曾录副，而文勤师欲为付梓，不意数月之间，师友沦丧，泚笔赋此，不胜梁木之感云。辛卯二月晦日。

辛卯为光绪十七年，所记皆前一年事。据胡纂《张之洞年谱》载：“二月，湖北布政使黄彭年卒。”则其卒期与叶昌炽所记不同。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记：“闻子寿师薨于鄂。海内知己，凋零尽矣。再同病躯，何以堪此？”则黄彭年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应无可疑。

又翁同龢日记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记：

饭后吊孙子授（诒经），唁黄再同（原注：其尊人子寿卒于鄂藩任），再同病甚，未能见也。

此更为确证。胡钧以许同莘所编张谱欠精确，故加重编，不意亦未详审；则后胜于前之说，亦未必尽然。

黄国瑾于十七年正月南旋，未几病殁。黄氏父子，得在藏书家之列，别有渊源。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河间君子馆砖馆，厂肆孙公园后园；月老新书紫云韵，长歌聊为续梅屯。

此为大兴刘位坦、铨福父子而咏。厂肆指琉璃厂。原注云：

何绍基怀都中友人诗：退翁余韵在檐楹，天咫宦中面百城，妙有儿郎能好古，动收翠墨撰先生。自注：刘宽夫所居，即孙退谷遗址，乃郎子重，亦好古。昌炽按：宽夫先生，名位坦；子重，名铨福。大兴人，收藏极富，贵筑黄子寿师，其女夫也。

余客岁馆子寿师次君再同前辈京邸，见宋刊《婚礼备要》《月老新书》，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皆先生旧藏，《月老新书》尤为奇秘，余仿梅村祭酒体作长歌一首纪之。

同云，先生叠书龛在城中广济寺，因仿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名其居曰君子馆砖馆，又曰砖祖斋，所居在后孙公园，其门帖云：“君子馆砖馆，孙公园后园。”今其孙尚守旧宅，而藏书星散矣。

刘铨福字子重，藏书中有一部残本，在红学界极其有名，即胡适之先生所藏的“甲戌本”。刘位坦两婿，名字中皆有一“年”字。黄彭年之外，另一“年”为乔松年。李慈铭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记：

河道总督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故御史大兴刘位坦之婿也。御史精于金石之学，收藏甚富，松年得其指授，亦喜书画，能为诗。而性不能人，卒无子。

“性不能人”，则又是一个天阉。其时大老名流而天阉者，所知有翁同龢、潘祖荫、文廷式、梁鼎芬（或谓志锐亦天阉），如今又添一个乔松年，何天阉之多？亦事之不可解者。

现在再回到李慈铭的藏书上来。民国三十二年《古今半月刊》三十一期载周炎虎一文云：

关于越缦堂藏书的出售，颇多轶闻，自越缦嗣子承侯患心疾殉后，家道日替，遂拟出售藏书。先浙江图书馆议价万金，派人查勘，据复称：“校勘称绝，而二十四史已大多丹黄竣事，尤堪珍视。”卒为省议会所梗，事遂中辍。

其后有钱僧胡某者所得，欲售诸日人，而日人所重者在宋元精椠，顾越缦贫，平生所聚书籍无善本，乃作罢论，已而胡某之钱肆闭歇，乃押之陆姓。陆姓亦俗物，不好古，旋乃售于北平图书馆，越缦遗书至此始得其所。当遗书捆载北运时，其每叶签注纸条，途中被人抽去，汇订成帙，另去获利。

其中也谈到李慈铭的日记：

先后所刊两次影印日记，都六十四册。惟最后一函日记原稿，被樊山攫去，因其中多责樊山之语，故日记付印时，坚持不出，或云已遭毁弃，今则樊亦下世，益无可踪迹了，环宝不传，有识同慨。闻樊山之盗稿必有所据，愿世之洞悉兹事者，为之缕述颠末也。

按：目录学专家陈乃乾，著有《越缦堂日记》一文，以日记原稿与“石印本勘对一过，凡涂抹之字，悉为校补”。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工作；昔年曾见过此文，惜已忘其出处，无从复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