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褚成溥

附记周氏兄弟林绍年王先谦潘祖荫赵之谦戴望谭献王闿运高心夔王懿荣翁同龢周福清周锡恩殷汝璋鲁迅樊增祥孙毓汶刘铨福黄辅辰父子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廷伯，号莼客，绍兴人。平步青撰《李慈铭墓志》，叙其履历云：

道光庚戌，吴晴舫侍郎督浙学，补县学生员。应南北试凡十一，屡荐屡报罢。咸丰己未北游，将入赀为部郎，而为人所绐，落魄京师，倪恭人亟鬻田成之。同治乙丑，请急归，奉母讳。庚午，始举浙闱，五上春官。光绪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补户部江南司。君才望倾朝右，独键户读书，非其人不与通，经年不一诣署。

所谓“为人所绐”指周星誉而言。李慈铭生平有两个不解的怨家，都是他的小同乡，一为赵之谦，一即周星誉。

周星誉虽为绍兴人，但籍隶河南祥符，祖父皆由正途官至知府。周星誉与其弟星诒年轻时，以世家子弟，在绍兴的风头很健，李慈铭与之订交。其时周星誉已中道光三十年庚戌进士，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请假回籍省亲，因洪杨势炽，道路修阻，直至咸丰八年方进京供职。李慈铭筹了一笔钱，托他代捐郎中。哪知周星誉拿他的钱，自己捐了外官赴任去了。及至李慈铭到京，方知此事。举目无亲，烽火连天，欲留不可，欲归不得，境况之狼狈，非言可喻。因成终身切齿之仇。后来，周星誉官至广东盐运使，光绪十年为邓承修所参而落职，等于为李慈铭报了仇。

李慈铭在日记中，称周星誉为“周蜮”。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记（据金梁所辑）：

孙子九书，言周蜮允还金，欺人而已。又：子九汀州书，言周小蜮被控撤任。此中自有天理。

“周小蜮”即指周星诒，久官福建，风雅好古，为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他所收藏的碑帖及书籍，多由谭复堂经手，据《复堂日记》记载，人品似比浙江另一宦游福建的藏书家陆心源要高明些。李慈铭知人论世，每有褊狭之论，尤其是谈周氏兄弟，其言不可尽信。

李慈铭屡试不第，至光绪六年庚辰始成进士。据徐一士《庚辰谈往》记：

李慈铭久困场屋，虽屡言不便应试，而仍锲而不舍，冀望弥切。庚辰成进士，始为其举业之归宿。光绪十二年丙戌请人为刻“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印章，见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记，有自娱之意，难得四朝逢庚也（所谓咸丰庚申明经，指是年以廪生捐贡）。自秀才至进士，凡三十年，盖治举业四十年矣。

其庚辰五月七日引见养心殿时，起联云：“名扬卌载号庞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又《纱袍一领是庚戌游泮宫时所制，服之三十年矣，引觐被雨，题诗志之》云：“蓝纱一领制中单，恰称青衿弟子员。千缕每循慈线迹，卅龄还惹御炉烟。芹香袭久痕犹在，柳汁弹来色不鲜。五十孤儿今释褐，官袍欲换倍潸然。”悲喜交集，情见乎词。

李慈铭于同治二年到京捐官郎中，分发户部，同时在大学士周祖培家教读。前后九赴乡试不售，同治四年南归；五年丁忧；六年为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为浙江官书局总校勘；九年庚午乡试，得中第二十四名举人；十年春进京会试，虽三上春官不第，但已名满都下。庚辰会试及第，日记如下：

会试中第一百名。敦夫出闱，知余卷在林编修绍年房，初不知所谓，其乡人陈编修琇莹力赞之，始请陈君代拟评语，呈荐于翁尚书，尚书大喜。本中高魁，佷以景尚书取本房一卷，乃置十九名；既翁尚书欲以余卷束榜，始置一百名，而仍以三艺刻入闱墨，意别有在也。即请归本班，得旨以户部郎中原资叙用。

李慈铭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会试，因房考荐卷过迟，为主考刑部尚书桑春荣批示“额溢见遗”后，本已绝意进取，所以未赴三年丁丑正科会试，并“自述门七例”，即杜。杜门七例如下：

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

所谓杜门七例，即言不为此七事而出门。至于看花看山、友朋吊问，固非杜门不出。自道此乃“矫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其实愤世嫉俗，不认同年、不拜师两例，尤可想见其牢骚所在。

至及六年庚辰，改变初衷，亦缘家人督促。是年二月二十九日记：

得三妹正月廿四日书，寄来食物两篓及番银元，大妹附寄龙眼肉一盒，俱由陈氏昆季携至。天涯骨肉，家事单寒，致此殷勤，祝如餐饭，冀科名之一得，庶团聚之有期，同气相关，俗情难晓；夫岂知黄口登第，鼌虫，白首蹋门，酷窬牢户哉？今年本决计不入试，兹以家人属望之切，当又勉为一行耳。

入闱后的情形，据徐一士《庚辰述往》记：

庚辰会试，户部尚书景廉为正考官，工部尚书翁同龢、吏部左侍郎麟书、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副之，同考官则内阁侍读学士胡聘之，右庶子王先谦，左中允裕德，修选陆润庠，编修钱桂森、陈启泰、王祖光、龚履中、廖寿丰、袁善韩、文钩、鲍临、林绍年、谢祖源、陈翥、李桂林、陈琇莹，宗人府主事龚镇湘。

头场四书文题为“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一章”“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二句”“又尚论古人之人五句”，诗题为“静对琴书百虑清，得清字”。

会元为吴树棻（山东历城人）。殿试，户部尚书董恂、礼部尚书徐桐、吏部右侍郎乌拉喜崇阿、户部左侍郎王文韶、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刑部右侍郎锡珍、工部左侍郎孙诒经、内阁学士桂昂充读卷官，状元为黄思永（江苏江宁人），榜眼为曹诒孙（湖南茶陵人），探花为谭鑫振（湖南衡山人），传胪为戴彬元（顺天宁河人）。

林绍年分校会试，房运称最佳，状元传胪会元均出其房也。李慈铭自负老宿，亦出林房，以其年少望轻，虽不敢废门生之体，而颇鄙夷之，日记中时有不满之语气。闻后来林官御史，李见其謇直敢言，乃示推重云。

按：林绍年无法欣赏李慈铭，经陈琇莹指点力赞，林始呈荐，已见前引日记。此自是过当之言。浙江多狂士，前有龚定庵，后有李莼客，多慢师的举动，风习使然，固非林绍年如何之不足为人师。

以李慈铭的学养，只要中了进士，不愁不入翰林，但李慈铭格于现实环境，不能不请归本班，即仍就原职。不能入词林之故有二。第一，点了庶吉士，三年以后方始散馆，犹须有一番准备，方能留馆授职编修。翰林固然前程远大，但编检“开坊”，俗有“九转丹成”之喻，自七品至五品，历俸需十余年之久，李成名之年，已五十有二，当穷翰林熬资格，到得出头之日，已是就木之年，何苦来哉！

第二，翰林院规矩甚重；而庶吉士基本上犹是在学，如今之研究所学生，不能不受约束，要李慈铭认后生为前辈，固所不甘；而后生奉派为“分教”（俗称小教习），拜之为师，更所不可。而况如徐桐辈“掌院”要李慈铭北面以事，是死也办不到的一件事。因此不如请归本班。但“赀郎回就，流品既分；金榜一题，玉堂永隔”，为李慈铭想想，实在难堪，真是“后人所深喟者也”。

李慈铭自同治二年捐了户部郎中，至此已历十七年，平时从不到部，安能留其补缺？不过每月倒有收入，一种是养廉银，六部唯户部有此好处；一为“印结银”，是他的主要财源。

“结”为旧时个人与公家机关打交道常须用到的一种私文书，有保证、证明、承诺等各种用法。请人作保或证明，须送谢礼，如生员入学，须请廪生作保，称为“廪保”，为廪生定期收入之一。进京赴考或捐官，则须请同乡京官具结作保。保结盖用本衙门大印，证明该衙门确有此官，称为“印结”，当然亦有酬金。为利益均沾起见，六部皆有类似福利机构的“印结局”，每月均分。李慈铭日记中，每有部中书办送到印结银的记载，多寡不等，为每月的主要收入。

以上为李慈铭喜自称“赀郎”时代的情形，两榜及第，请归本班，已非“赀郎”，而是朝廷的命官，待遇亦就不同了。《庚辰述往》记：

故事，部曹捐班，补缺前无俸，若考试得官者，则到部后即有半俸。李于同治二年癸亥以赀郎到户部，至是成进士，以郎中即用，始如考班之例而支半俸。其八月十二日日记云：“户部送来秋季俸银十六两。五品半俸四十两，秋季应得二十两，而书吏又侵扣其四。行年五十余，今日始得此两流之秩耳。”

十一月初二日云：“巡仓李御史送来奉（俗作俸）米七石八斗，每石约一百二十斤，尚洁白可食。行年六十，得此升斗，而举家色喜，可叹也。”

光绪十三年丁亥补郎中缺，乃支全俸。其以赀郎在部，已先有养廉银，户部之特例也。癸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作诗，有“冗散初叨禄”之句，自注云：“定制，部曹学习诸员皆无俸，惟户部给养廉银。”养廉银非俸，姑以禄论耳。

除此以外，李慈铭还有两种收入：一是润笔，二是友朋馈赠。润笔中亦有大老笼络之意在内，如光绪七年八月十四日记：

（王益吾）属撰左湘阴七十寿文，浙抚陈俊卿所托，润笔百金。此荇丈及祭酒言之中丞，故得此馈。可感也。

王益吾即王先谦。同治十三年会试，李慈铭卷落王益吾房，荐于主考，李鸿藻已取第四，及至填榜时，发现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多作了两韵，因而易去。科举时代，房师的恩谊最切，荐而不售，亦拜门称师。王先谦得此名士为门生，殊足增重，与李慈铭平辈论交，有所作必与商榷，亦常有馈遗。

“荇丈”指周寿昌，字荇农，为李鸿章一辈的名士。周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与潘祖荫的叔父潘遵祁同年，李慈铭视潘祖荫父叔为丈人行，所以称周寿昌为“荇丈”。“浙抚陈俊卿”即陈士俊，时膺新命，进京陛见。王、周与陈为湖南同乡，因得为李慈铭谋此优厚的文字之役。

至于经常有馈赠者，首推潘祖荫。逢年过节，照例有赠，自不待言；潘祖荫久直南书房，凡有应制文字，常请李代作，亦必致润，前后十余年，馈李总数当不下万金。李在窘乡时，亦每求贷无所讳，潘实为李慈铭的第一知己。但李对潘不能无微词，则以潘祖荫广延名士，亦甚重赵之谦，而李、赵如水火之故。

京中名士，固无不重李慈铭，但交谊不终者，往往有之，如与张之洞之凶终隙末。同治年间，张之洞放河北学差，曾邀李“襄校文字”，在京亦常有往还。如同治十二年三月八日李记：

偕孝达诸子集饮松筠庵，谈谐甚乐，都中向有熊伯龙、狮子狗、林凤羽、草鸡毛之对，皆取达官名人以对俗语，或成句。近日以朱凤标对青龙棍，桑春乐对丽秋至，遂以孝达名“张之洞”对陶然亭；肯夫名“朱逌然”对赤奋若；漱兰名“黄体芳”对乌须药，又对赤心木；琴西名“孙衣言”对公冠礼。皆坐中宾主也。

又：前一年四月六日记：

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

李张结怨，原因不一。文字不能真赏，亦其一端，基本上则为气味不投。李慈铭率真而褊狭，生平最轻视者两种人：一是不学而浪得虚名，二是热中而不由正道。张之洞的性情亦属于褊狭一路，且往往有口是心非之处。王壬秋谓其“口舌为官，平日好爱文章，而不重气节”，洵为确评。李慈铭光绪八年五月八日记：

闻张香涛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员，居首者张佩纶、李若农师、吴大澂、陈宝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抚卞宝第、布政使唐炯及总兵方耀等数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语皆百余字，于张佩纶谓有一无二之才，于唐炯谓封疆第一人物，内举不避亲（唐炯，其妻兄也）。又并举黄彭年、黄国瑾父子。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丧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二张一李”谓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正当时北派的一祖二宗；所谓“八关后人”，正是以李鸿藻拟唐朝的李逢吉。逢吉之党，号称“八关十六子”，而恰有张又新、张权舆与之二张可相比拟。姓氏巧合，涉笔成趣。

至于李慈铭既与潘祖荫、翁同龢、王先谦等交亲，则在政治路线上，必倾向于南派，而于北派“广结党援”，当然看不入眼，故有此过当之言。

又张之洞外放晋抚时，李慈铭曾作诗相送，事在前一年腊月。而半年以后，忽以恶言相向，或者张之洞冰炭两敬，竟忘故人，为李慈铭所不满，因于日记中痛斥泄恨，亦是很可能的事。

又光绪九年正月七日记：

有朝鲜位臣某欲见余，辞之。近来彼邦人物陋甚，张香涛、吴清卿辈明知其陋，而视为奇货，延接恐后，冀增光价，余尝微讽之，深中诸君之忌，后之绝交，亦以此也。

观此则似张之洞先绝李慈铭。至于对吴大澂，除了张之洞的关系连累而及以外，另有私怨。吴大澂为潘祖荫门下士，为潘整理碑版，因而与赵之谦比较接近，为李所忌。又张之洞与赵之谦交往颇密，亦为李对张不满之一因。李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赵之谦一事云：

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尝得钱竹汀《庸言录》写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书名，冒为己作，以示人。又尝窃邹叔绩《读书偶识》残稿，此稿本余得之厂肆，周荇农言与叔绩故交，谋刻其遗书，属张香涛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涛。

一日，妄人诣香涛，见为写本，以世人多未见也，直纂以去。香涛固索之，不肯还，余亦颇怒香涛之好怪召侮，致此书遭堕溷之污，屡责还于香涛。香涛窘甚，然卒无如何也，后为龙汝霖汇刻之。龙跋言与叔绩故相知，禄得其副，近遇赵某，言尝得残册于周荇农阁学云云。盖妄人得此书既不能句读，又知龙君有副本，不得据为己作，其技遂穷，而犹诡言得之于荇农，以自夸其与二品往还，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肖，本不足冤楮颖，以世之愚而售于欺也，聊附记之。

但赵之谦其人，并不如李慈铭所说的那么恶劣，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有他独树一帜、巍然不可拔的地位。《中华艺林丛论》中说，他在同光年间是：

一位异军突起的艺术大师。金石书画、考据目录，无不精通，尤其在书画篆刻方面，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曾直接间接受到他的影响。

拿他的书法，既能开宗立派，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何况任何一个大家的作品，都不会十全十美、一无缺点，要从大醇小疵的角度上来评价，方不失之偏激。一般对他的毁誉，大都从个人爱憎出发，那是不足以服人的。

他本来是学颜字的，后来读到包世臣“钩捺抵送，万毫齐力”的理论，因包是推崇北碑的，所以改学北碑，再参以邓石如的篆分笔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颜底魏面”的书派。

他的分书里有篆书笔意，真书里有分书笔意，四体书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

说赵之谦“四体书能打成一片”，确是眼光独到的看法。又说：

北碑多方笔，他既学北碑，自然也多用方笔，但他起笔全用搭锋（顺着下笔），不用折锋（逆着下笔），因此他的字尽管笔笔中锋，而看去仿佛都是偏锋横扫。

这话恐有商榷的余地。笔者有一友遂安章君，学赵之谦的魏碑，可以乱真，但观其起笔，每用游锋，方得成为方笔。

赵之谦的印存，名为“二金蝶堂印谱”。明清之有印派，始于文彭，号称“长州派”，其入室弟子何震，徽州人，昌大其学于其乡，因号“徽派”，亦称“皖派”。

入清于康熙年间，吾杭龙泓山人丁敬创立“浙派”，至嘉道间有“西泠八家”，而继“浙派”异军突起者为邓完白，汲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而参以新意，即所谓“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刻合一，才真可称为“铁笔”。

继邓而起者，即赵之谦。他初学邓完白，又与邓派传人吴让之交好。但既入能出，兼采皖派之拙与浙派之巧，且正值大量文物出土之时，所以除汉印以外，举凡帛布、权量、诏版、镜铭各体独特的面貌风格，皆能融会于胸中，奔赴于腕底，创造了仪态万方的绝世丰神。

近人述评明清印派，于赵之谦推崇备至，其言如此：

之谦的印，朱文有宛转（如“悲庵”），有劲利（如“无闷”），有厚拙（如“赵之谦”），白文有朴茂（如“竟山画记”），有放逸（如“胡澍等四人同时审定”印），有整饰（如“小脉望馆”），面貌之多，变化之奋，明清印人中一人而已。

赵之谦又精于目录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记：

赵先生名之谦，字益甫，又字撝叔，自号悲庵，或日思悲翁，浙之会稽人，与李伯侍御为中表，各以文章邀游公卿间，颇以名相轧。尝闻潘文勘师言，撝叔藏秘册甚富，先后付梓，今丛书仅四集三十一种，知其未刻者尚多也。所辑《补寰宇访碑录》，乃其少作，后深悔之。书画篆刻，妙绝古今，下至饮馔服御游艺之属，探源溯委，穷析微奥。同治甲子，高平祁季闻在都门，举鼻烟论难，著《勇卢闲诘》一编。吾友程蒲生太史序之云，闲诘者，淮南之佚文也；勇卢者，何龙鱼河图云鼻神之号也。屡试春官不第，以江西一县令终。

《勇卢闲诘》是部谈鼻烟及鼻烟壶的书。“勇卢”为“鼻神”之号；“闲诘”取“书缺有闲，闲则诘之”之意。搜罗有关鼻烟的记闻，辑而成书，名为《勇卢闲诘》。书名甚怪，与其夏日仰卧帐中，见有无数蚊子飞舞，因别署“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皆足以见其好奇的性格。

叶昌炽谓赵之谦与李慈铭为中表，此说不见他书。叶昌炽非妄言者，此说自有所本，但衡情度理，如为亲戚，李慈铭不至于訾之为“妄人”，这是件无法究诘的事。不过李慈铬与赵之谦结怨，则确因在潘祖荫处利害冲突而起。赵之谦之得为潘祖荫门客，亦由周星誉的引进。《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云：

莼客既困于京，乃居畇叔寓中，畇叔为之游扬于翁潘……及会稽赵撝叔入京，畇叔亦以荐于潘伯寅。潘嗜金石而厌词章，撝叔大得意，莼客嫉且怒，斥之为“天水妄子”，而与畇叔日劣。

李慈铭平生短处，在蹈文人相轻的陋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如记戴望：

戴望，湖州府学生，游乞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保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乃免。

此记日期为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而所记必非近时之事，因曾国藩已殁于是年二月。按：如仅以李此记，必以为戴望为一无赖小人。其实，戴望即戴子高，为《清史稿·儒林传》中人物，著《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既通经学，亦善词章，与吾杭谭献交好。《复堂日记》中屡见其人，录数则如下：

阅戴子高《论语注》，大段完善，尚鲜精诣……绝无迂曲穿凿，可传也。（同治元·九·九）

为子高作文集序一篇。（十·十九）

得子高书，为予选定诗九十一篇，甚精审也。（同三·九·二九）

重定《七友传》……出游后，取友则中白为首，当并子高、汀鹭、稼孙、子缜、泖生；朱廉卿亦总角交，死稍后，亦入焉，为“后七友”可也。

谭复堂为章太炎之师。钱基博跋《复堂日记》谓：“余杭章炳麟太炎，汉学称大师，治经尤长疏证，得高邮王氏法，自命其学出德清俞樾曲园，然文章之称晋宋，问学之究流别，其意则本谭复堂为多。”钱基博复藏有章太炎上复堂一函，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自浙寄鄂，其时谭复堂方为抱冰堂座上客。函中首称“夫子大人函丈”，自称“受业章炳麟敬上”。函末谓“鄂中地大物博，求友稍易，有何寄寓，俛求引导为幸”。则章太炎不特为谭复堂及门高弟，而且师弟交亲，非同寻常。

由章太炎的敬仰，可以想见谭复堂道德学问，而谭复堂刊戴子高为后七友，序次在庄中白之后。谭复堂晚年作遗嘱谓：

至于性命骨肉之交，则丹徒庄中白为最挚。

又谓：

是年（咸丰十年庚申）偶游厦门，交复清戴子高，陈硕父征君弟子也；学有渊源，于颠沛中商量旧学焉。

所谓“陈硕父征君”，即《清史稿·儒林传》中的陈奂，字实甫。甫与父通。陈奂苏州人，咸丰五年举孝廉方正。清朝的制科，皆如康熙、乾隆两举博学鸿词，以及光绪末年一举经济特科，其实尚有孝廉方正，起于康熙六十一年，以后历代嗣君继位，皆举此科。制科皆征辟而起，因谓之为“征君”。

陈奂之学出于段玉裁，于子书中尤好《管子》。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戴子高为其入室弟子，所著《管子校注》，自是承“陈征君”之学。

戴子高又为宋翔凤弟子。宋氏之学，出于常州庄氏。常州学派源自江永，分今文、古文两派。今文学派开自庄氏一家，自庄存与、庄述祖以下，通经术者凡十一人。但庄氏之学光大于刘逢禄。刘为庄述祖的外甥，精于公羊及三礼，遇疑难常以经义得决。官礼部主事时，恰逢仁宗崩于热河，大丧典礼为刘逢禄一手所订，自“摘缨子”到奉安，细节毕备。又有一事，尤足见其为学以致用的通人。

这件事是如此：越南贡使为其国王之母妃乞赏人参，得旨赏给，诏谕中“外夷”字样，越南贡使请求改为“外藩”。部议诏书不可更易，拒绝其请。由刘逢禄草牒答复，越南贡使大为悦服。他在复牒中说：

《周礼》职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夷近而藩远；《说文》羌苗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字从大从弓，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故东方有不死之国，而孔子欲居之。且乾隆中尝奉上谕，申斥四库馆臣，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裔”字，孟子谓舜东夷之人，女王西夷主人。我朝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

宋翔凤与刘逢禄为中表，都是庄述祖的外甥，庄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宋翔凤通训诂名物，微言大义，得其舅真传。戴子高的公羊春秋，学自宋翔凤，谭复堂说他“学有渊源”，确非虚语。

至于戴子高的人品，亦可于《复堂日记》中窥见一二。如为友于流离中访寻老母；作书劝谭，不可以子之“聪明不如我而弃之”，可知为重义谨悫之人。以其人品学问而论，何至于冒充为“增广生”？且本人以为“附生、增广生皆是生员，资格上不过一间之差，又何必藉军功冒充？李慈铭所记葛藤支离，语不可解，自是道听途说，而又怀有成见之故”。

李慈铭好名而量狭，虚荣心极重，大抵对名公巨卿，可出以“傲”之一字，自以为得；翰苑清流则平辈论交，亦尚能虚心相处；唯有布衣或末秩微官而名重公卿，又不甚重视李慈铭者，则耿耿于怀，时思报复，对戴子高如此，对谭复堂、王壬秋亦复如此。如同治十二年五月十日记：

谭仲修质敏好学，近人中极难得。而心粗气浮，不能研讨。自剽袭阳湖庄氏、武进刘氏、邵阳魏氏一二之书，遂以大言自欺欺人。予尝谓仲修累于杭人习气也。

按：谭复堂本不以经学名家，所长在词章；论人而没其所长，即显失公平。《复堂词》与庄中白的《蒿庵词》，在行家眼中，评价极高。如吴梅著《词学通论》论庄、谭词云：

中白与谭复堂并称，其词穷极高妙，为道咸间第一作手。平生论词宗旨，见于复堂词序，其言云：“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托志房帷，眷怀身世，温韦以下，有迹可寻；然而自宋及今，凡九百载，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鲜矣！……或用意太深，义为辞掩，虽多比兴之旨，未发缥缈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撷其华，而未芟其芜；茗柯溯其源，而未觅其委……

“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先生此论，实具冠古之识，非大言欺人也，其词深得比兴之致……天长地久之情，海枯石烂之恨，不难得其缠绵沉著，而难得温厚和平耳，胡先生之词，确自皋文、保绪中出，而更发挥光大之也。

常州词派创于张惠言（皋文），光大于周济（保绪），张崇比兴，周重寄托，庄中白两得之，而常州词派遂益为世所重。

复堂之词，论词者亦归于常州词派，如朱彊邨题庄、谭二集云：“皋文说，沆瀣得庄、谭。”汪中著《清词金荃》直谓“两人者，皆常州之美者也”。唯吴梅别具慧眼，谓复堂词为浙派之变。其论如此：

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深达，窥其胸中眼中，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仲修之言曰：“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词为之一变。”

余谓吴、郭二子，不足当此语，变浙词者，复堂也！其《蝶恋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远。余最爱“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又“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又“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又“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又“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又“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此等词直是温、韦，绝非专学南宋者可拟，而又非迦陵、西堂辈轻率伎俩也。所录《箧中词》二集，搜罗富有，议论正大，其论浙词之病，尤为中肯。余故谓变浙词者复堂也。

“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之语，推崇至极。我以为谈清词必以陈、朱居首。因为作手虽多，且亦不乏千秋不摇的名家如纳兰容若，但质量俱胜，蔚然而成大家，足为宗师者，非陈其年、朱竹垞莫属。尤其是朱竹垞，为浙派开山之祖，源远流长。竹垞自道其领承源流：“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玉田（张炎）词，浏亮之音、空灵之思、婉丽之态，在竹垞无不毕备，但独标南宋，托体不高；末流而敝，则如谭复堂所云，“琐屑饾饤，流为寒乞”。乾嘉间，吴枚庵（翌凤）、郭频伽（麟），或以高朗，或以清疏，论者视为浙派之变。但频伽根基甚薄，枚庵稍胜，亦不出南宋牢笼。浙派以穷而变，变亦不通，于是有常州词派之兴。

嘉道间词人辈出，张皋文（惠言）开常州一派，其弟翰风（琦）为佐；张氏之甥董晋卿（士锡）继起；至晋卿之友周保绪（济），由二张之崇比兴，而重寄托，自言词学进境，“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则仍以北宋为宗”。至于《茗柯词》，吴梅论其精神面目云：

皋文《水调歌》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论者辄以为疏于律度，洵然。然不得以此少之。如首章云：“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次首云：“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三章云：“珠帘卷春晓，蝴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黏着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又《清词金荃》评此五章词云：

皋文为词家建意内言外之境，此五阕亦间有不合律处（“便了却韶华”“又断送流年”，应作上二下三句），然其洋洋大篇，珠玉满纸，遂不为疵。复堂评此词曰：“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白雨斋亦谓其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而“热肠郁思，若断若连，全自风骚变出也”。

谓“开倚声家未有之境”，亦不尽然；若就此五章水调歌头而言，宛然苏辛。东坡词多不谐音律，晁无咎云：“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茗柯词》正亦如此。

总之，不论浙派、常州派，皆不能脱两宋的笼罩，谭复堂“上溯唐五代”，则“非独不屑为陈、朱”，且格调亦非常州派诸子所及，更非吴枚庵、郭频伽所可并驾。

吴梅谓“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悉达”，据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但廷焯于复堂词，未为真赏。而吴梅所爱《蝶恋花》六章，谓“直是温韦”，殊见卓识。我以为复堂词之高妙，即在王静安所说的不隔。试复举吴梅所拈之例，玩味自知：

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

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

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

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

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

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

“不隔”之说，为王静安所发明，颇自珍矜。尝闻周弃子先生之教，以为韵语不隔最难，因为非可以藻饰假借。上举诸例，造语类皆平淡，而上下相看，境界自出，如“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写闺中百无聊赖，如见如画。较之浙派末流，“琐屑饾饤”“流为寒乞”，不知高出几许？譬如郭频伽《望湘人》过片：“数尽更更点点，把孤衾断梦，一宵寻遍，只文鸳绣枕，记得旧时曾荐。”五句词只写得“忆旧不寐”四字而已；而“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较之门外天涯，更进一层，不过十四字，写尽离愁。两两相看，方知“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洵非虚语。

谭复堂自同治六年中举后，数上春官不第。观其日记，似于功名不甚措意，公车北上，求碑搜书，访友看花，颇多闲情。同治十年有《群芳小集》之作，是年日记：

三月廿四日予辈将为群芳小集，今夕先贻诸伶，各一绝句。

四月十一日揭晓，被放。

四月廿一日杨村舟次，补撰群芳小集绝句，稿别具。于是群芳小集定为上品三人；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二人；逸品，先声二人，继起一人。凡三十人。

《群芳小集》以外，还有《群芳续集》，作于同治十三年会试榜期间，是年复堂日记：

四月初八日为群芳续集，会者二十六人，诸伶赴选者十六人，监察者六人，以觉轩与予为选人，色艺姿性，都非诸故人之耦，约略录遗珠二人，续十人，又续得二人，稿草别具。

按：《群芳小集》及续集，由张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更名为《增补菊部群英》及《群英续集》，系据周作人收藏的本子所排印，复堂用别署“麋月楼主”，但书名何以更易，莫知其故。

平章风月，名士常事，而李慈铭遽訾之为“不自爱”，未免苛责。而况谭复堂不过借此寄托牢骚，其续集有“书后三绝句”，明系作续集后的第五天，发榜不第所作：

肠断西楼一曲歌，倪家阁子闷烟萝。

刻华小玉浑难见，奈此茫茫古恨何？

月骨花魂皆第一，平生任育误多情！

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侬出城。

客里寻春复送春，等闲落溷与沾茵；

神仙三堕罡风劫，花月平章待后人。

谭复堂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往往榜发即启程南下，此即“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侬出城”的感慨。

第三首寄意尤为明显。“寻春”“送春”以喻入闱、出闱，试事之始终，同一发榜，几人欢喜几人愁，犹如落花，或“沾茵”，或“落溷”。谭之赴春闱三被黜，故云“神仙三堕罡风劫”，但“场中莫论文”，被黜与得意，亦偶然之事，“等闲”有之，至于文章好坏，尽不妨供后世公评，因谓之“花月平章待后人”。

若以为选歌征色，咏赞伶官为“不自爱”，则李慈铭自己的行径，又不知作何解释？张辑《梨园史料》中，纂有《越缦堂菊话》一篇，浪掷笔墨，较之谭复堂逢场作戏，偶一为之，岂不太过？而自作多情，令人肉麻之处，亦时复有之。如《花部三珠赞》，记时小福云：

时琴香者，名小福，吴人。所居室曰“绮春”。色善事人，艺能倾俗；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余与琴香甚疏也，顾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镒之金，十日之馔，豪客接坐，华毂塞门，琴香独乞余书一横幛，以为光宠，至数十请不厌。

此已不无谬托知己，而更有肉麻者，则为记钱秋菱：

钱秋菱者名桂蟾，父故吴人，侨于京师，遂为燕人。所居室曰“熙春”。色秀可餐，清神善照；瞳鲜秋水，颊艳晨葩。每当裹首登场，转喉按曲，伯龙为之失步，玉茗因以添豪。滇人高某者，奴隶之材，驵侩之行，始以进士官吏部，狭邪无行，几伍转尸。后内其女于总戎之子，胁取其赀万数，遂市裘马，逐轻薄。慕秋菱之色，岁耗其金数千，秋菱鄙之，不一挂齿颊。

余以同人媒介，偶一招从，三年之中，庶无十接，囊金未解，花叶都虚，而秋菱偏昵就余，往往衣香熨褒，荑玉温祛，脉脉相看，依依不舍，尝曰：“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

说“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无非加料的米汤，李慈铭信以为真，已觉可笑。极口恶訾高某，无非视之为“情敌”，尤令人齿冷。高某之外，复有汤某得无妄之灾，亦因汤某为李最眷恋之朱霞芬的“阔老斗”。《花部三珠赞》序云：

朱霞芬者名爱云，父吴也伶，以善歌名。霞芬事景龢梅蕙仙为弟子，今年十五矣。琼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肤清内朗。乐部故事，每届三年，胪传榜发，则亦翘其尤异，目为状元，恩榜偶开，亦同斯例。

丙子之岁，遂属霞芬：冠珠树之三英，足称极选；附杏园之双宴，特宠名花。黄绢同评，非冬烘之假手；阜纱一裹，何汗颜之让人？繇是百琲投珠，千环斲玉。金钱入市，争看西家，珥果盈车，共萦卫玠。彯缨多于星流，曳裾疑其云集。

同郡汤某者，貌同獠犵，文昧偏旁，新由翰林改官知县，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偶见霞芬，亦以大悦，遂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之。

丙子为光绪二年，“新由翰林改官知县”，乃是年散馆试未获前列。则此汤某，必是同治十三年的庶常，检《清代征献类编》，有“汤鼎烜，浙江萧山人，金钊孙，同治十三年甲戌进士，选庶常，改丰城知县”，是必其人；“同郡”即同府，萧山县属绍兴府。

汤金钊为嘉道间理学名臣，谥文端。《清史稿》谓其有一子修，官至通政副使，即翁同龢的岳父。汤鼎烜如为汤修之子，翁同龢日记中必有记载，而竟无有，当是汤金钊的族孙。

翰林改官知县，虽可举债赴任，但数目绝不会多，且必有债主催着赴任。同时地方官领凭到任，定有限期，谓之“凭押”，逾限处分。因此，所谓“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及“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云云，既悖情理，亦非事实。只以“囊金未解”，故而“花叶都虚”，既妒且恨，口不择言，纸诛笔伐，聊且泄愤。

至谓“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更足见此公胸中了无黑白。如果“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竟“背辄唾骂”，岂非真如俗语所谓“戏子无义”！则又何取于朱霞芬？果尔如此，则可想象朱霞芬唾骂李于高某之前，必更甚于唾骂高某于李之前。如李也者，正是杭州俗语中所说的“老墓库”。

我曾细想，《越缦堂菊话》所载捧角的诗文，如：“倩颜上酒春红重，纤手藏钩软玉交”“明灯婉娈，似偏照深红羞晕”“自从系定红丝”“看素手暗启风帘，正眉翠含颦，脸红低晕，万种温存旖旎”之类，将男作女，写得忒嫌过分，但又何以责谭复堂作花榜为“不自爱”？此无他，只是榜中漏了钱秋菱而已。

在《续集》中，谭复堂首刊“沧海遗珠四人”，自道：“艾而张罗，时有逸翮；以志吾过，采此珠璧。”下有七绝四首：

雏凤丹山去不还，梧桐华下掩珠关，

平生爱作空中语，人在虚无缥缈间。

江左风流不易逢，神清卫玠最雍容，

人间乍听湘灵瑟，数遍青青江上峰。

争许情移海上琴，又从弦外得余音，

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莲一片心。

婉娈檀林护好春，分明镜槛洗纤尘，

照侬如燕身材后，莫照寻常第二人。

第一首无注，不知为谁；第二首下注：“熙春主人钱桂蟾字秋菱”。谓“遗珠”，谓“以志吾过”，皆对李慈铭而言。相形之下，谭复堂的风度比李慈铭好得太多了。

李慈铭的另一文字冤家，即为王壬秋，别号湘绮的王闿运。王壬秋诗文非六朝以上不读，时人以之与李慈铭相提并论，称李为明秀，称王为幽奥；虽各具境界，但以功力而言，明秀较之幽奥，自有一间。因此，李慈铭述同时人之言，以自抒其心声，说“以李某与王某相比，终不服”。因为不服，即时时起齮龁。但此为李慈铭这方面的情形，王壬秋的态度，比他的对手要好得多。

李慈铭论王壬秋的诗文云：

张孝达招饮，言共王壬秋论学，辞以病。壬秋之诗，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其人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同·十·六·二五）

王闿运所作《邹叔绩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塞，且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妄肆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辈中物也。

孝达即张之洞，诗家幽奥、明秀之说，即出自张。李又论名士云：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务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所谓“咸丰名士”，即指王壬秋而言。相反地，王壬秋评李慈铭，却非一笔抹杀。《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二日条云：

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虽不得体，亦尚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