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明清在开国以后，皆有皇位递嬗系统发生变化的情形，而以宋朝为最微妙。如赵普上表自诉，所谓“轻议皇弟”光义者何事？又何以要上表自诉？太祖对赵并无答复，又为何要“手封其表，藏之金匮”？细细想去，都是疑问。王夫之《宋论》卷二，对此有所论列，差得真相，但犹欠精确。兹先引录《宋论》：

普在河阳上表自诉（云云），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宫中，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议与不议，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诉？苟无影迹，太祖抑可宣诸中外，奚必密缄以俟他日？然则欲盖弥彰之心见矣。（一）

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逼，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献谋，其事甚秘。（二）

卢多逊窥见以摘发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衅隙。（三）

这段议论，我把它分成三小节，以便于分析。第一节最精彩，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是仍遵杜太后的遗命，还是父业子继，将来传位于德昭。此事既为君臣二人，不传六耳的密议，赵普又何必作此表白？若以为“外人”（指卢多逊）所传，赵普会在太祖面前进谗，谓光义如何如何，以致影响了政局的安定，而进谗之说，本无其事，则太祖即应宣示赵普的“自诉”，平息流言，安定人心。不此之图，而又手封密藏。可知原有“轻议”之事，而留此文件备异日之用。是何用处，见第三节。

第二节分析太祖兄弟间的矛盾，以及何以有“轻议”光义的原因，“其事甚秘”，则王夫之所论，亦为想当然耳。但根据当时情势，此“想当然”实为必然之事。不过太祖未接纳赵普的“献谋”，亦不尽由于不敢违太后之命。其说详下。

第三节中王夫之的看法，比较可议。谓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强调母子兄弟间的情感，并未搔着痒处。事实是，陈桥兵变，本出于光义一手策划，以太祖仁厚得军心，故以拥戴，其情事与武昌起义推黎元洪为都督，仿佛相似。张溥论“金匮之盟”，有一段话精警非凡：

太祖宠隆周宝，窃器孤雏，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视大物，不韪之名，推兄居之，除取纳怀，并忘久假，哲人世济，南渡始绝。获天过厚，为涂典午，死不服也！

“复社二张”——张溥、张采知人论世，持论皆不免于苛。此论杂以感情，诸如“死不服也”之类，尤非史论正体。但论太宗（光义）“虎视大物”及篡夺“孤儿寡妇”的天下，“推兄居之”实为卓识。只是“推兄”居“不韪之名”，则又未必。

如果光义自忖能取天下，又何惜乎居功篡夺天下？无奈其势不可：第一，威望不足；第二，此时光义官衔不过“供奉官都使”，如自取黄袍加身，则“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将何以处此非常之变？若谓公不顾私，则帝位未登，先有阋墙之祸，倘或将顺行事，莫非伏地向光义称万岁？凡此皆情势至为不顺之事。是故光义“虎视大物”必先“推兄居之”，以为过渡。

我在想，“金匮之盟”，言之成理。杜太后未必有此见识，极可能是光义自己所设计。宋太祖照他的设计实行，则在建隆五年七月，即杜太后崩后一个月，光义便已心照。因为以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开元尹，即是一个很显明的信号。

但杜太后的遗命，由赵普做成记录，藏之金匮，则为光义始料所不及，说得明白些，光义只知道杜太后临终前有遗言，不知还有书面遗嘱。

因此，在光义久任开封尹时，无异太子之在青宫，储位早定。如果解除光义开封尹的职务，即无异于废太子，是件动摇国本的事，此所以即令太祖有不遵遗命、传位于子的意念，亦不敢轻发。

但事虽未行，形迹应已显露。光义如果证实了太祖一度有背母而传子的打算，当然会生嫌隙，则将来大权在握，可能会对德昭不利，因此必须设法弥补此一可能已存在的裂痕。

分析到这里，读者当可明了，赵普自河阳上表，是为他们君臣掩盖曾作“轻议”的痕迹。表面看是赵普声辩，根本不曾“轻议”皇弟，实际上是要表示太祖根本不曾与赵普有何“轻议”。

为了一清眉目，我将赵家兄弟篡周及“享国”的分配计划与演变过程，条列并作必要的补充如下：

一，周，显德六年十一月，赵光义主谋，发动“陈桥兵变”，赵普亦与谋，推戴赵匡胤为天子，为宋太祖。太祖仁厚简率，不喜繁文缛节，居常饮酒自适。领袖欲、权力欲，皆远淡于其弟光义。

二，由于形禁势格，赵光义不得不推戴其兄，以为过渡。但父死子继的宗法观念，因以“主少国疑，国赖长君”，以柴氏失国的现实教训为鉴，说动杜太后定下皇位嬗递的顺序，以兄终弟及的原则，使赵家三兄弟相继为帝，最后再传回太祖之子德昭。

三，杜太后崩后一月，以皇弟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开元尹（按：开封为东京；开元即洛阳为西京，与唐朝相反。唐朝建都长安，洛阳在东，故称东都）。五代以来，以京尹为储位，如郭威篡汉而为周，以养子柴荣为开封尹，继位而为周世宗；以后太宗以寿王为太子，兼判开封府，皆其明证。所以太祖以光义为开封尹，即明示将传位于弟。又，“开元”为“西京”，则其地位仅亚于东京开封。以光美为开元尹，等于宣示其为第二储位。俟光义接位，则光美必由开元尹调开封尹。凡此安排，均显示杜太后已有遗命，而太祖遵遗命行事。但光义并不知杜太后的遗命，已成书面的盟约，藏诸金匮。

四，太祖开宝六年，光义任开封尹已十二年，赵普献议背弃金匮之盟。按：赵普的建议，如果见用，则必立太子。但以前既未立太子，且以光义为开封尹，明示储位已定，较之清朝康熙以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用天子自将的正黄旗纛，以暗示继承有人，尤为明确。但其时光义羽翼已成，一旦建立东宫，形同废立，后果不测，所以太祖虽欲背盟传子，其势不可。

五，但“轻议皇弟”之事，已有风传。卢多逊乘机排挤赵普，因而罢相，出镇河阳，为对光义的一种安抚手段。

六，太祖犹恐有“轻议”之事，致光义猜疑，将来不利于德昭，所以务欲洗去此痕迹，能有力地证明他始终遵守“金匮之盟”。既然如此，光义自亦不能违母背盟，而皇位终得传于德昭。因有赵普河阳所上一表，太祖手封藏诸金匮，乃是预先制造一个坚强的证据。同时，封光义为晋王，班在宰相之上，暗示将坚守遗命。

以上是开宝六年的情况。七年曹彬下江南，八年李后主“仓皇辞庙”，九年吴越王钱俶朝宋。是年十一月，太祖崩，有所谓“斧声烛影”之疑，此实妄人误会，因一“斧”字，以为晋王光义有弑兄之嫌。殊不知此斧名“柱斧”，以玉雕成斧形，长约尺许，为太祖随手所携，作指点之用，亦似议会主席所用木槌。当廷议时，有维持秩序的功效，岂能用以杀人？

光义即位，是为后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宋史纪事本末·金匮之盟》记载：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嘱以后事。左右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而帝崩，时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甲寅，晋王光义即皇帝位，改名炅。号宋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兄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西南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兴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寻诏太祖、廷美子女并称皇子、皇女，以示一体。

这一段记事非常清楚，赵家兄弟均照金匮之盟行事，以廷美为开封尹，取三兄弟之子女并称“皇子、皇女”，含意尤为明显，大宋的下一位皇帝是齐王廷美。而德昭继廷美而“兼侍中”，以及具有“皇子”身份，亦暗示着若干年后可能继廷美为帝。至于太祖临终所嘱，当是将杜太后的遗命复述一遍，显然，他亦不曾明说有书面的金匮之盟。

至太平兴国四年，骨肉之祸萌生，而先死者竟为德昭。《金匮之盟》记：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杀。初，德昭从帝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有谋立德昭者。帝闻，不悦。及还，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赠中书令，追封魏王，谥曰懿。

太宗征契丹，事在其年五月。时当平北汉之后，思量乘胜取幽蓟，诸将多以为师疲饷匮，又值盛夏，不宜远征，唯有一将相赞，太宗意决，自太原发兵。起初势如破竹，眼看破燕在即，不道契丹遣名将耶律休哥救燕，高梁河一役，宋军大败，死者万余人，战场上混乱不堪，契丹追太宗至涿州，太宗臀部中箭，几于不免，后来终因箭创复发而崩。

至于“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其事离奇之至！既谓“有谋立德昭者”，可知其时为行军途中，非接战之际，否则环境不容许议此大事。而行军扎营，御幄为中军大帐，刁斗森严，警跸重重，岂有不知御驾所在之理？细细想去，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太宗亲征，载宫眷于后车，大概半夜微行，不知宿在哪个爱姬帐中，一时无处寻觅，又当新败之后，以致大起恐慌。如果推测属实，则军中携妇人不祥的说法，信而有征了。

德昭之自刎，到底是一时愤激轻生，还是太祖旧人，借机拥立，德昭惧祸自杀，已无可考。但德昭既死，其弟兴元尹德芳于两年后又卒，使得廷美失去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对他非常不利，是件很明显的事。《金匮之盟》载：

时（太平兴国六年春夏间）卢多逊专政，赵普奉朝请累年，多逊益毁之，谓普初无立上意，普郁郁不得志。会晋邸旧僚柴禹锡、赵镕、杨守一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帝疑以问普，普因言愿备枢轴，以察奸变，且自陈曰：“臣忝旧臣，为权俸所沮。”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及前朝上表自诉等事。帝发金匮，得誓书，及览普前表，因诏见，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

“帝疑以问普”，便有不信卢多逊之意，赵普至此始具道“金匮之盟”始末，是掌握了最适当的时机。否则，便有斧凿之痕，反坐实了他当年“轻议”之事。即或太宗虑不及此，亦自有卢多逊会提醒他。此为高度的政治技巧，但关键在于能守得住，所以这种高度的政治技巧，非可言于轻冒躁进之徒。

凡为英主，都善于操纵矛盾。是以赵普的复起，即意味着卢多逊已失势了。他的内心自然不安，赵普亦屡次暗示，上表引退，而卢多逊“贪图权位，不能决”。于是赵普就不能不动手了。

卢多逊并非纯臣，要捉他的短处多得很，但赵普“一石两鸟”，侦得卢多逊曾遣人交通秦王。所遣之人名赵白，身份是所谓“堂吏”，堂者宰相的“都堂”，堂吏即在都堂管杂务的事务人员，但往往是宰相的心腹。所以这一状一告，太宗大怒，先解除卢多逊宰相的职务，只留兵部尚书的本职，两天以后下御史狱，接着逮捕赵白及秦王廷美的另外两名侍从，派大员审问，据说卢多逊承认：

累遣赵白以中书机密事，密告廷美，且曰：“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逊云：“承旨言正合我意。”因遗之弓矢，多逊受之。

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以卢多逊的智计，绝不可能说出“愿宫车晏驾”的话，秦王亦绝不可能答以“正合我意”。因为照上述所记载的问答，语气是本无皇位之分，妄存野心，尤其“愿宫车晏驾”之语，意味着将谋弑太宗，使廷美接位，更是如梦呓般的空话。事实上储位既定，只要安分供职，迟早会接皇位，何用轻举妄动？所以卢多逊果真说过这话，也是诬服。

按：卢多逊之狱，命“翰林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杂治之”。所谓“杂治”，即非专就一事而鞫问，钦派的审判官，皆得就本身职权有关者，单独提审。“杂治”一词，常见于史籍，最早见于《史记》列传五十八，《淮南衡山王传》：

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衡山王）。

宗正管理皇室的亲属，大行（令）掌接待藩国。以淮南王刘赐的身份，与此两官员必曾打过交道，此两官亦必明了其过失，淮南王已难诿罪。乃“沛郡”亦参加“杂治”，则淮南王在藩封之地种种不法情事，地方官即有资格审问。相对地，淮南王为地方官所提审，自为削爵以后的庶民身份，既为庶民，不妨用刑。因此“王闻即自刭杀”，缘已知非死不可，且将受刑受辱，不如自杀为妙。

奉旨“杂治”卢多逊的，一共四人，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扈蒙及滕中正。扈蒙为知制诰的翰林院学士，其人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一样，有“笑疾”，虽“御前不免”，为人亦很宽和。他早年与卢多逊同事，而卢多逊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开宝九年元旦，太祖御乾元殿受贺，十国降王，大多在朝班中。扈蒙作了一篇《圣功颂》，太祖颇为欣赏，因而招了卢多逊的忌，将他放去知江陵府。有此一段嫌隙，扈蒙自是以直报怨。

再有一个就是御史滕中正。此时他的官衔是“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的职掌有四：“推、弹、公廨、杂事”。推是推问，弹是弹劾，公廨谓稽查各衙门府务，杂事则是管御史台内部事务。“御史狱”正由滕中正主管，当然亦就是主要的“推问”官。《宋史》本传谓其“性峻刻，连鞫大狱，时议以为深文”。则卢多逊在滕中正深文周内、步步逼紧的严鞫之下，不得已而诬服，亦是情理中事。

狱具，交廷议，太子太师王潦等七十四人会奏：“多逊及廷美顾望诅咒，大逆不道，宜行诛戮，以正典章。”所谓“诅咒”，即指“愿宫车晏驾，早日事大王”一语而言。

奏上，卢多逊流崖州，家属期亲（丧服一年的亲属，如孙之于祖）徙边远之地。廷美原已罢开封尹，为西京留守，这年三月西行时，褒赐甚厚。此时“勒归私第，其男女等复正名称”，即不再称皇子、皇女。廷美的官属，除牵涉案中如赵白等处斩以外，复多贬斥，罪名是“辅导无状”。

解决了卢多逊，接下来便轮到廷美了。《金匮之盟》载：

赵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讽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诏降封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国封。以阎彦进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岁余卒。

按：房州在湖北郧阳府。武则天夺唐中宗之位，封庐陵王，安置房州，则天晚年从狄仁杰的劝谏，密召庐陵王入京，复立为太子，乃得于武则天死后，二度为天子。依此一段史实来看，实不知将廷美安置房州，用意何在？这当然不是太宗自拟于得位不正的武则天，也不像是暗示廷美如唐中宗那样，将来会恢复储位。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就只好说是偶然的巧合了。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肚子里墨水有限，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宋太祖即位后，年号初为“建隆”，后改“乾德”，即出于赵普所拟。及至已经颁朔，天下咸知，有人上奏，说“乾德”的年号，以前有过，是犯重了。宋太祖叫人一查，果然，前蜀王衍的年号为乾德。

前蜀王建、王衍父子两代，享国三十五年，乾德是亡国之君的年号。宋太祖大为恼怒，拿毛笔在赵普脸上抹了一道杠子，骂道：“你怎么及得上卢多逊？”一说揭赵普之短者，就是卢多逊，为赵普与他结怨之始。照此看来，安置房州，或者即为赵普的决定，他根本就不知道唐朝庐陵王的故事，以致在地点上有此很不得当的选择。

秦王廷美到了房州，忧悸成疾，下一年——雍熙元年正月，殁于房州。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宗应早预知，而不惜骨肉相残者，由于赵普的一句话。《金匮之盟》载：

他日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对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廷美遂得罪。

所谓“太祖已误”者，即不应传位于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赵普胸中城府之深，竟也露了马脚。以君臣关系而论，太祖之与赵普，远比太宗之与赵普来得密切，今日既有“岂容再误”之谏，则当日必有“轻议皇弟”之事。太宗恍然大悟，于是在廷美刚到房州时，就解除了赵普的相权，出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侍中为宰相之职，太尉则武将最高的官职。赵普文武皆臻极品，但只是虚衔。《宋史》本传记赵普二次出征时云：

帝作诗以饯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帝为之动容，翌日谓宰相曰：“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坠泪。”宋琪对曰：“昨日普至中书，执御诗涕泣，谓臣曰：‘此生余年，无阶上答，庶希来世，得效犬马力。’臣闻普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

赵普死后，太宗曾有手诏说：

普事先帝，与朕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众所知也。

两相参看，可知“金匮之盟”的真相，已为太宗识破，“作诗以饯”的诗，虽不知原文如何，但亦可以想象得之。

就情理上推测，太宗的诗中，定有很深刻的暗示，对于赵普当年的“轻议”以及投机取巧的用心及手法，完全了解。但顾念当年在太祖麾下同事的情分，不咎既往，尽管安心度其余年。

这种情形，与乾隆赐诗于张英，仿佛相似。只惜张英亦少读书，若能以赵普为鉴，见机而作，则声名俱泰，何至于有后来的自取咎辱？

至于赵普，虽因机变而得保富贵，但“一误再误”之语，既负太后，亦负太祖，自不免内疚神明。《宋史》本传：

淳化三年……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岁，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赍器币鞍马就赐之。承宗复命未几卒。次岁，普已罢中书令，故无生辰之赐，特遣普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馆张秉赐之礼物。普闻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笃。先是，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潜还，普力疾冠带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闻之震悼。

赵普的恤典甚厚，“赠尚书令，追封谥忠献；上撰神道碑铭，亲八分书以赐之”，备极哀荣。但身后其家属中有一不近人情之事。《宋史》本传又载：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愿为尼。太宗再三谕之，不能夺，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

赵普古稀而卒，及笄之女，自是庶出。元勋娇女，家门正盛，何愁不得贵婿？岂意厌弃红尘，天子亦不能夺其志，世间人事变幻不可测者，岂能复逾于此？则知二女必欲遁入空门，实在是为父忏悔之故。

赵普虽负太祖，但未负太宗。或者由于太宗英武，赵普不敢再耍什么手腕，勉尽臣道。因此，吴可读许以一“贤”字，谓“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则不贤者，又将如何？立论固当如此，但引前明景泰年间王直的故事，不知何以发生极大的错误，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了。

吴可读的原奏，已如前引：“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云云。意思是储位有关国本，凡此大事，不论建储废立，都是大臣的职责，不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竟出于西南土司，则是大臣失职，应引以为愧。但史籍记载却恰相反。《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附易储”云：

（景泰）三年五月甲戌，废上皇长子皇太子见深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储，语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顿首对曰：“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从，乃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陈循、王文等，遂以为太子可易。

时有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黄者，思明土知府庶兄也，老，子均袭知府。欲夺之，与其子……夜驰入家，支解父子……仆诉父子杀父子状……惧，乃谋为逃死计，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请易太子。上大喜曰：“万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议，且令释罪，予官都督。

尚书胡濙……会廷议，王直、于谦相顾眙愕。久之，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勿署名，无得首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奏是。”诏从之。王直得所赐金，叩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

皇太子见深即后来的宪宗。按：见深生于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景帝谓“东宫七月初二生日”，是一种试探，司礼监金英假作不知，据实回奏，所以景帝默然，迟至景泰三年始下决心。廷议中“王直、于谦相顾眙愕”，而“王直得所赐金，叩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是由于自觉出卖了上皇（英宗）长子见深而内疚外惭，生由于易储之请，出于蛮夷，自问失职而内愧。《明史》本传中，叙得更清楚：

帝欲易太子未发，会思明土知府黄以为请，帝喜下礼部议。胡濙唯唯，文武诸臣议者九十一人当署名，直有难色，陈循濡笔强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进兼太子太师，赐金币加等。顿足叹曰：“此何等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吾辈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濙等会诸大臣台谏，请复位沂王为皇太子，推大学士商辂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贞等夺门，迎上皇复位。

按：王直不肯做秦桧，当时主迎英宗回国最力。当时唯恐景帝学宋高宗，领衔上疏。末云：

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复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则天伦厚，而天眷益隆，诚古今盛事也。

王直与诸臣的意思是，让景帝做皇帝做到及身而止，将来大位复归“皇太子见深”，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忠诚如金英也者，故作不解，让景帝始终开不出易储的口。谁知“如此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此所以应该“愧死”。只看署名时，王直有难色，强而后可；景帝病危时，王直领头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可知是反对易储的。吴可读征此典竟适得其反。其故何在，亦就不能亦不必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