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目前既不为穆宗立嗣，将来欲求皇位仍归于穆宗的嗣子，在太庙中仍处于承先启后，血食不绝的地位，是件非常渺茫的事。因此，吴可读以为：

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

按：这一建议中，最要紧的话是“子以传子之家法”一语，用意在彻底防止醇王将来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嗾使德宗归宗，同时亦含有保护两宫皇太后的深意在内。当然，慈禧在日，能彻底控制醇王，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是另一回事。但就理论上说，远引明孝宗的张皇后，近看穆宗的嘉顺皇后，其遭遇之惨，足资警惕，确是需要有成宪来保护的。

明武宗暴崩无子，太后张氏与杨廷和定策迎外藩入继大统，纯依宗法，不存私心：“以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与献王长子厚熜……伦序当立。”因即日遣官迎取来京，是即世宗。

世宗时方十五岁，但处事之老练，罕与其匹。《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记：

（四月）丁卯，礼部员外郎杨应魁上礼仪状，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翌日，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皆俞允，择日即位，大学士杨廷和命仪部郎中余才所拟也。

壬寅，车驾至良乡，帝览礼部状，谓长吏袁宗皋曰：“遗诏以吾嗣皇帝位，此状云何？”

癸卯，至京师，止城外，廷和因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入，日中即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凡正德间冒滥军功、将校夤缘、监织、榷税诸币政尽行厘革，赦死，杂犯以下未减有差。

丙午，遣官往迎帝母与献妃。

戊申，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

按：“三上笺劝进”，非禅代，即篡位，非正常帝位嬗递之道。杨廷和既以为世宗伦序当之，何又“三上笺劝进”？在世宗看，已奉遗诏嗣位，则又何烦劝进？而遗诏又有“伦序当立”之语，则天生该他当皇帝，任何人不得居功，他亦不必见任何人的情。因此，张后亦不在他眼中了。此后议礼，张璁驳朝议“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本生父母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皇叔母”一疏，提出三点论据：

一，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明为人后。而迎立“今上”时，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未尝明言为孝宗之后，情形不同。

二，如本生母称皇叔母，则迎母来京，当以君臣礼见，子无臣母之仪。

三，长子不得为人后，且兴献王为独子，嗣孝宗则自绝其亲。

这都是驳不倒的议论，而毛病出在杨廷和处如此大事，不能从各个角度去一一考察，预设可能会有的纷争。张后当时的处境，与后来慈禧相同。以我的看法，当时斟酌亲贤，为武宗立嗣，尽心教导，使成明君为上策；迎取兴献王子继统，明定为孝宗嗣子，张后仍能保持太后的身份为中策；而贸然以“伦序当立”，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对孝宗、张后，乃至武宗，均无交代，根本不成其为“策”。

慈禧在穆宗崩后，由于私心，打算二度垂帘，所以既不愿当太皇太后，亦不愿立长君，而是择数岁的载湉嗣为文宗之子，此为我上面所说的中策。此策是否有隐忧呢？有的。

按：明世宗及清德宗入承大统，关于尊隆所生的问题，皆引“濮议”为言。“濮”者宋英宗的本生父，江宁节度使宗室允让，于仁宗宝祐四年卒后，追封濮王。英宗于四岁时，抱入宫中，由皇后抚养。至二十八岁始立为皇子，翌年继位。尊隆所生，而有所谓“濮议”。结果仍只称王，非如明世宗尊兴献王之为“皇帝”。光绪继统，醇王的身份略同于濮王，不同的是，濮王在英宗接位前即已下世，而醇王不但健在，且值英年，自然是有隐忧的。

说得明白些，“濮议”只不过议礼节，醇王的身份如果不明确规定，将会发生“太上皇”的问题。因为光绪虽嗣为文宗之后，本生父醇王变成叔父，但两宫太后驾崩以后，光绪引“大礼议”尊亲，固为一大反复。而将来以一子嗣穆宗，另以一子继位，则此嗣皇帝尊隆所生，溯及醇王，对文宗及慈禧的尊称都会改变。因此，吴可读建议“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将大统与穆宗嗣子合而为一，则在光绪，上则醇王，下则诸子，皆为旁支。帝系自文宗以下，仍旧保持“子以传子”的家法，在宗庙中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地位。此即所谓“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而异日相引万代，“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语重心长，但不经解释，不知吴可读谋虑周至，确为清朝的社稷之臣。

当然，主旨是在预杜醇王生异心。事实上，醇王亦确是不甘寂寞的，观其后来的作为，可以想见。至于慈禧，对吴可读的深意，当然彻底了解，所以对醇王的防范，非常周密。在醇王生前几次相试，死后亦仍留意种种不寻常的迹象，唯恐醇王会为兴献王第二。

生前相试之事，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特赐醇王坐杏黄轿，醇王亦忧谗畏讥，始终小心，从未坐过一次。

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谥贤，饰终之典，以乾隆御制“濮议辨”为法，定称号为“皇帝本生考”，建庙称“醇贤亲王庙”，正殿七楹，祀仪视天子礼。葬西山，与皇贵妃、皇太子坟墓同称为“园寝”。《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醇贤亲王园寝，有银杏树甚古，或云有龙气，遂为慈圣所伐。叶伯高记诗云：“五陵王气古来钟，松柏交枝欲化龙。郁郁佳城天子拜，丸丸寝庙大夫封。藩垣迫处无滋蔓，堂密相惊有美枞。莫问葛藟先纵斧，有如此树翦强宗。”

王小航《方家园杂咏》有云：“甘棠余荫犹知爱，柳下遗丘尚禁樵，濮国贤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株桥。”自注谓：“有英年者，以少府兼步军总兵，习堪舆，尝为慈圣选定万年吉地，即今定东陵也。忽乘间言于太后，谓醇贤王园寝古银杏树，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俗名白果，以白加王上，是‘皇’字也！当伐。”

太后即命英伐之，诫勿告上。内府密陈于帝，帝坚持不可。诸臣复诣太后劝阻，太后亦坚持。一日帝退朝，闻内侍言：“太后黎明率内府诸臣往伐树矣！”上亟命驾出，经红山口，伏舆中大哭。盖往时幢幢如盖者，至此即睹之，今不存矣。抵园寝，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遭十余丈掘为池，以石灰沃水遍灌之，虑滋蘖也。上无语，绕行数周，顿足拭泪而返。

此丙申年事，后数年拳乱作，英年以袒拳伏诛。小航尝过园寝，闻村人言，其树七人合抱不交，掘根时出大小蛇千百。或谓拳匪即蛇之附身报复，则齐东野语也。

此即唯恐醇王后人接承大统。按：丙申为光绪廿二年，这年春天，慈禧杀太监闻德兴，逐文廷式，母子感情，已成水火。慈禧忖度如崩在帝先，则无子的德宗，可再援兄终弟及之例，传位于胞弟，亦可选胞侄辈为嗣继统，而另为穆宗立嗣。两者有一于此，帝系即转入醇王一支，对慈禧本身的尊号祀典，及其世居京城东北隅方家园的娘家，皆将不利。因而迷信英年之说，有此非常的举动。

吴可读为穆宗争立嗣，蓄意已久。原疏中自叙云：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

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有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

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箭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

但何以不惜死谏，又何以必须死谏？这是意中不能无疑于慈禧之故。以常理来说，穆宗为慈禧所出，母子骨肉之情，非比寻常，如痛爱子之早夭，对于穆宗的后事，自必顾虑周详，妥帖安排，庶几可慰泉下。而事实上不然，当穆宗初崩，慈禧不为其立嗣，而以光绪入嗣文宗，并承大统，固由私心，得仍以太后的身份垂帘。但既遂所愿，即应为穆宗着想，而历时多年，始终未有明文。

其间慈禧、穆宗、嘉顺皇后，宫闱事秘的母子婆媳之间矛盾冲突，逐渐为外廷所知。传说议论，始终不绝，以致吴可读有一想法：慈禧是有慊于子媳，对将来大统之必归于穆宗的嗣子，有意不作明确的宣布，是隐然含着报复之意的。如果慈禧的存心真是如此，则泛泛一疏，未必能回慈听，故而必须以死力争。

以我的看法，慈禧当穆宗初崩，不为立嗣，除了不愿当太皇太后以外，多少亦含有虐待嘉顺皇后，不使有子之意。凡后妃当居孀时皆母以子贵，后来隆裕的处境，最能说明这一点。光绪初崩时，慈禧的处置，为高度政治技巧的运用，与嘉顺皇后当年的遭遇，成一极其无情的对比。

对吴可读形成讽刺的，或者也是吴可读死而有知最伤心的是，光绪竟亦绝嗣，他所顾虑的“将来大统之承”，未必归于穆宗“承继之子”的问题，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但吴可读一疏，仍有其深远的影响，此可分两个问题来谈。

第一个是“大阿哥”的问题。光绪未老先衰，由于先天不足，神经过敏，从小畏闻雷声。而自幼至长，长期在慈禧严厉控制之下，神经极度衰弱，稍一受惊，就会遗泄，所以他之不能得子，是早就有了明显的征象的。但臣下从无人言及，应该像仁宗那样，选宗子中资质优秀者，育于宫中，以备储位。这因为清朝自康熙晚年，即无形废除立储之制，至雍正朝，更见诸明文，臣下不敢言其事；再则外廷不知光绪有此衰象，总以为春秋正当，不患无嗣，不忍言其事。

及至戊戌政变后，以载漪之子溥儁育于宫中，为称“大阿哥”，仿佛建储，而实为废立之计。当时除载漪一党及徐桐、崇绮以外，连慈禧的心腹荣禄都不赞成。士大夫更无有以此举为然者，终于因刘坤一那两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的警句，保全了光绪。而舆论之反对此举，一方面固然是同情光绪；另一方面亦由于吴可读死谏之疏中，强调“子以传子”的“家法”，对于不明不白的溥儁继位，将来载漪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出现，后患无穷，有所警惕之故。

第二个是溥仪的兼祧问题。光绪三十四年秋天，慈禧痢疾，久而不愈，老年人有此征象，皆知不吉，而光绪则为慢性疾病，一时无可死之理。我研究过所有当时名医为光绪“请脉”的记载，确信他是被毒死的，但下手的绝非李莲英。

皇帝崩后，大臣应瞻视遗容。但被鸩必有毒瘢，岂可落入大臣眼中？尤其慈禧本人朝不保暮，而近支亲贵中如肃王善耆等，久有保护光绪之计，所以光绪非命而死，如果处置不善，可以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就显得慈禧老谋深算、手段厉害了！她的办法是，命隆裕守护在瀛台。有皇后在，大臣岂可迫近注视？加以殿廷深远，光线不足，遥遥观望，能看得出什么来？事实上据说光绪崩后，脸是黑的，不知是何毒物，会产生这种现象。

那么，隆裕以夫妇之情，膺此难堪之任，所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呢？是让溥仪兼祧德宗。

按：两宫先后升遐，汉大臣中身经其事者，为大军机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唯张之洞年谱有记载。张谱有两本，一为许同莘编，一为胡钧重编，两本记此事相同：

（十月）十九日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命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二十一日酉刻，宫车晏驾，皇太后命摄政王监国，以王子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二十一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谕：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庙上宾仅一日，人情疑惧，只以仓卒之间，措施悉当，旋即帖然。

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第闻景庙崩后，军机大臣入临，皇后自内出，卒然问曰：“嗣皇帝所嗣者何人也？”诸臣未及答，公对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问曰：“何以处我？”曰：“尊为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

由此可知，慈禧咽气时，隆裕并不在病榻之前。历史上恐曾无太后病危，皇后不在寝宫照料之理。隆裕与光绪在末年彼此望影而避，而光绪崩后，隆裕忽而守灵不去，况又当慈禧危在旦夕之际，此为情理上极不适之事，其故何在，岂不可思？

至于溥仪入宫，慈禧当然记得吴可读的死谏，故为穆宗立嗣。此时隆裕的身份不明。如果溥仪不是兼祧，隆裕的处境，便有如明世宗朝的张太后，溥仪将称之为“皇叔母”。慈禧手握决定隆裕未来的绝对权柄，驱遣隆裕去掩护毒杀她丈夫的形迹。慈禧玩弄权术的手法，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至于慈禧的末命，以溥仪兼祧，并尊隆裕为太后，对于隆裕的关系之重要，只看溥仪自传中，记“母子之间”的情形便可明了：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晋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

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以上是吴可读死谏之疏内容中主要部分的分析，以下叙个人拳拳忠爱之忱，以及深恐由于他的非常举动，使吏部堂官受累，特别加以解释。吴可读在蓟州三义庙饮药以后的情形，知者亦多，皆不必赘述。以下谈死谏之疏上达后的反应。

按：吴可读复起于废籍，为吏部主事。各部司员无封奏之权，有所陈述以达宸听，例由堂官代奏。吏部出奏后，朝野震动，两宫太后因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除优恤外，将原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此即所谓“廷议”，而会议地点，实际在内阁。廷议的规模，有大有小，像这一次在规模上是第一级，非有关国家大计，而须博咨周访者，不举行此种规模的廷议。以前曾有读者来函，嘱对清朝廷议参与人员作一解释，现在借此机会作一答复：

一、王大臣——顾名思义，为亲王、郡王而兼大臣衔称者，始得谓之“王大臣”。如仅为亲王、郡王，即无资格。事实上，亲郡王必有大臣衔称，因为“大臣”的名目极多，最重要、地位亦最高的是御前大臣，此外有后扈大臣、专操大臣等等，最普通的是散秩大臣。

二、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清朝中叶以后，定制大学士四员、协办大学士两员。各衙门堂官大致皆有满汉两缺，唯独大学士专殿阁，一衔只一缺，不分满汉。如文华殿大学士，非满即汉，非汉即满，同时不会有两个文华殿大学士。

三、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堂官，每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共六员，合称“六堂”。又理藩院亦归入六部。

四、九卿——明朝以六部加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为九卿；清朝则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为九卿，此为“大九卿”。又有“小九卿”，则钦天监、太医院堂官之类，但“小九卿”之称，并不为朝廷承认，不赘。

五、翰、詹、科、道——此为清贵之职，翰者翰林院，詹者詹事府，科为六科给事，道为各道监察御史。

凡廷议，中坚分子必为翰詹科道。这一次议吴可读原疏，亦无例外。上谕谓：“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所谓“即是此意”，究竟是何含义？这含混笼统的四个字，即成为廷议的重点。

按：“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八字，接于“此次吴可读所奏”之下，意思很明白，谓穆宗初崩，所颁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即是吴可读所奏“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之意。命王大臣等“妥议具奏”，无非将“即是此意”，订成具体可行的办法。但复奏的结论，竟是以吴可读所奏“毋庸置疑”。其理由是，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有类乎建储，而建储为本朝家法所不许。而将来如何继统，早包含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至于“神器所归”，嗣皇帝在将来“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奉天下以无私”。

对于内阁集议的结果，由“妥议”一变而为“毋庸置议”，不满者甚多。廷议不合，例许单衔或联衔陈奏。于是先有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徐桐、翁同龢，及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合疏，继有声名极盛的清流宝廷、黄体芳、李瑞棻，以及一定少不了的张之洞，纷纷建言。

对问题了解得最透彻的是宝廷。他在附片中说：

廷议谓穆宗毅皇帝继统之议，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苟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申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以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

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就命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

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预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

宝廷分析问题，相当深入。但不述于原奏，而用“附片”，则有深意在内。因为原奏预为成年后的光绪设教，有保存的价值，而附片则谈一时之事，可以抽出另作处置。章奏之法，固应如此。

至于宝廷的原奏，在起草时，就已想到将来让嗣皇帝亲自阅看，有所感动，所以又是一种立言之体。颂圣是必然的，而最精彩的一段议论是引乾隆《御批通鉴辑览》，说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是因为先有私天下之心，所以佞臣才进邪说。最后的结论是：

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之辈，皇上仰遵祖宗遗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慈训，弃置忠言，何以对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

此次廷臣议上，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详为引申，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皇上孝悌仁让，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兴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官，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咸知我朝家法，远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托得人也，岂不懿欤？

宝廷提到的广安，是首先谈到继统问题的，穆宗崩时官内阁学士，于光绪元年正月上疏，主张颁立铁券，以期确定皇位必传于穆宗之嗣，结果是“传旨申饬”。

张之洞一疏，可想而知的，必是旁征博引，惟恐言不尽意。论吴可读的原奏，有“不必虑者三”“未及虑者三”“不足辨者三”，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但传诵人口的，只是哀穆宗无出，充满了感情的一小段话：

惠陵永闭，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无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

其实，诸疏中言简意赅，最中肯的，还是翁同龢起草，邀徐桐、潘祖荫联名合上的一疏：

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繁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

“总之”以下二语，亦如铸铁券，万不可移。后来结束此重公案的一道懿旨，大致即采其意：首先申明，因本朝不建储，所以“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与本朝家法不合。接下来说：

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合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