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

附记成禄胜保王家璧张之洞宝廷宋初君臣光绪后妃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兰州人，初以举人入仕。照例本省人可做本省学官，吴可读曾官羌山训导，后中道光三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清人笔记中言，吴可读少时倜傥，好狎冶游。某科入京会试被摈，留京候再试，而实为眷恋一妓，不忍言别。数月后，资斧渐罄，有人劝他移居九天庙。此庙在广宁门外，为关中会馆公产，陕甘一体，吴可读移居九天庙是省费之一法，不意甫居三日，入城仍住某妓下处。

迨至床头金尽，壮士无颜，他的同乡自不能不加接济，但以还居九天庙为条件。此下如此记载：

侍御不得已，乃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侍御为“吴大嫖”。初，京师菊部向推三庆、四喜。咸丰中叶，四喜渐不振，诸伶谋散去，余三胜自江南归，乃悉囊中金重兴之。都人撰联曰：“余三胜重兴四喜班”，而颇难其对，至是曰：“或得之矣！吴大嫖再住九天庙。”当其时，闻者为之绝倒。

按：吴可读是否有此雅号，不得而知，既非以道学自命，则走马章台，原无损于忠义直节。但此言会试被摈后事在咸丰中叶，则于吴可读经历不符。吴为道光三十年两榜出身，咸丰中叶，已升刑部员外，接眷在京，其母死于咸丰十年七月，正英法联军内犯之时。则所谓“再住九天庙”之语，并无着落。

吴可读于同治十一年由吏部郎中补授河南道御史，到台第一疏为“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其时各国公使要求觐见，为礼节大费周章。顽固派咸以夷狄目洋人，自居为天朝大国，夷狄得见天子，已属无比之荣，岂能不行跪拜之礼？唯独吴可读敢以“不必跪拜”为请，足见思想明达，理路清楚，则其尸谏，绝非愚忠，亦就可想而知。

到台第二疏严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此人行伍出身，本隶胜保部下。胜保被诛，成禄改隶雷正绾军，积功升至乌鲁木齐提督，但久驻肃州高台县，为人贪残懦怯，为左宗棠所劾，奉旨交宁夏将军穆图善查办。吴可读看穆图善的作风，将为徇军轻纵，乃上一疏，以为“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笔挟风霜，严于斧钺。体裁是骈散兼行，虽欠渊雅，但质胜于文，仍为柏台文献中有数文字。撮叙其“十可斩”如下：

成禄初到甘肃时，雷正绾新正贺年，见帐门绑缚一人，查问之下，方知是厨役煮面不熟而获罪。雷正绾命人释放，进帐力戒成禄不可如此。岂意成禄恼羞成怒，等雷正绾一走，立斩厨子。“宰夫腼熊蹯，以秋毫细过而受戮；尚方斩马剑，于春首吉日而行刑！虽军行不忌往亡，誓师不拘月吉，而事非军机之重，情涉口腹之私，元夜迢迢，未见昆仑之夺；威风凛凛，惟严刀匕是供。蔑视统帅，草菅人命，可斩一。”（作者按：十可斩之罪，由轻而重，此为最轻者。）

成禄部下有名马天祥者，刚直奋勇，成禄一军，始尚能小胜，得力于此人。不意成禄听信谗言，并中敌反间，竟杀马天祥。“长城自坏，帐下儿无不心寒；猛士已亡，寨中贼闻之额庆。”成禄知众情不服，因于保案内，窜入马天祥名字，说他力竭捐躯，奏准旌表。“男儿要当边野死，竟以无罪而诛；将军本非阵前亡，猥以无功而恤。假借朝典，掩饰己非，是成禄妄杀营员之罪轻，而欺瞒皇上之罪重！可斩二。”

前任甘凉道黎献，颇得人心，为成禄排挤以去。自此西路军务，败坏于成禄一人之手。“暗箭阴施，忍于进明之坐视；含沙射影，甚于庄贾之后期。妒功忌能，失误军机，可斩三。”

原任安肃道窦型，在胜保营中时，窦型为巡捕官，而成禄为一马弁，因拜之为师。及至得志西来，留窦型襄办营务，捏报战功，将窦型荐为府道。窦型在官，曾有通贼情事，百姓啧有烦言，谓成禄乃通贼主谋。成禄为求洗刷本身，竟将窦型所带来的“回目”二十余人，全行诛戮，以致窦型气忿而亡。“小人无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实，破败成局，杀戮降人，可斩四。”

成禄自奉旨授为乌鲁木齐提督，迄今年，一直在高台，从未过酒泉一步。“汉廷屡下出关之诏，骠骑绝无度幕之期；遂今万里夷洋，西邻有责；坐使九重明诏，北鄙无灵。抗违延玩，贻误至斯，脐纵能燃，肉岂足食？可斩五。”

西军皆言，成禄富逾百万，拥兵既久，剥民日甚。闻其兵勇，聚溃无常，聚则一军坐食，溃则数月不能成队。“夫养猫所以捕鼠，畜犬所以吠盗；当此鼠盗纵横之秋，又安用养此不捕之猫，畜此不吠之犬为哉？徒竭民膏，虚糜国帑，可斩六。”

成禄拥兵养寇，坐令贼势日大。“初来张掖，不开李广之弓；继驻高台，永税贰师之驾。今岁不战，明年不征，高克御狄之师，逍遥河上；卫人平陈之旅，居处林下，致令锐气消亡，寇氛张炽。逗留观望，老我师徒，可斩七。”

“然或兵威不扬于境外，而将令克肃于军中，将一邑之鸡犬不惊，即四境之烽烟暂息，乃复滋扰不堪，纵容特甚。”其部下种种不法情形，甚于贼匪，关内外人民，不敢明言，群相隐语，以为遭“回禄之惨”。回者回乱，禄则成禄，“纵军掳掠，到处骚然，可斩八”。

成禄到甘，从未闻立一实效，奏一实绩，所报胜仗，半属“以亡为有，以败为功”。部下自将领至士卒，无不携带眷口。“闻其广有姬妾，由京至甘五千余里，数数送往迎来，络绎不绝。逐日在营，张筵演戏，贼匪幸其如是，惟恐成禄败奔，另易他将，故纵之不复来攻，来亦佯败而去。成禄不自知其可耻，乃反以为得计，安坐帐中，日事淫乐。成禄前在胜保军营，事事效法，无胜保之胆略，而有胜保之昏淫。夫以胜保之功，一朝有罪，尚立置之重典；而以成禄之罪，九载无功，反幸免于严诛。有罪无功，可斩九。”

成禄驻军高台多年，亦苦高台百姓多年。嗣以捐派逼迫，村民公恳缓免，“并声言‘俟大军出关时，再行应付军营裹带’。成禄恶闻‘出关’二字，适触其怒”，诬合村士民为谋逆，发兵包围，不分男女老幼，诛杀二百余人。办捐输的绅士被指为首逆，他村寄居的生童，亦难幸免。“以箪食壶浆之众，罹刀剑锋镝之加。当斯时也，值此际也，妇孺之号呼尽绝，老羸之血肉皆飞，天地为之震惊，鬼神为之饮泣，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渺渺天颜，无缘上诉；茫茫地狱，有恨难申。生受覆盆之冤，死加叛逆之号，悉怛谋之被戮塞上，酷未至斯：王温舒之流血境中，惨不如是。诬枉良善，屠害生灵！可斩十。”

按：成禄事事效法胜保，洵非虚语。胜保以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不知如何转为翰林。因有一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又有一印：“我战则克”，则以字“克斋”之故。但胜保长技则在招抚，打仗不胜时多，所以有一外号叫“败保”。胜保在军中，不但豪侈，且多僭妄：食前方丈，一肴必同样的两份，常撤馔“赐文案某”，仿上方玉食之例。一次军次同州，跟文案们说：“今天中午吃韭黄，绝妙，晚餐与诸位共尝。”及至就座，并无韭黄，找厨子来问，则中午食余，已弃于临潼。胜保大怒，立斩厨子。此成禄行事之所本。

至于吴可读之上此疏，最主要的原因是，成禄在高台村，诬良为盗，“剿洗净尽”，伤天害理，前所未见。而上疏之前，亦颇慎重，自叙经过如此：

臣于去年上半年，即闻其事。彼时臣尚未补御史，迨七月初补授今职，又以事体重大，未敢冒昧举发。臣屡向来京之甘省绅宦、商民询问故乡之军务，一及此事，辄皆错愕顾而他言。自是臣现居言职，恐因臣言而受累。然始终总未有慨然言成禄于此案绝非妄杀，而该士民等实有谋逆情事之说。臣探访再三，正欲具折上陈，适闻左宗棠查询明切，已据实入告。其一切起衅根由，暨残忍凶戾情状，自必详于折内。

成禄为满洲人，虽以左宗棠劾奏于前，吴可读严参于后，因宫中有奥援，所以虽逮交廷议，已定斩立决，而竟得改斩监候。陈宝琛题张佩纶所藏《围炉话别图》为送吴可读谪归所作，诗中注云：

廷议成禄罪名，疏稿已具，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以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请谴言者。众愕然。某君奋笔署奏，曰：“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争不得。

“奋笔某君”为刑部尚书桑春荣；“中堂”则指左宗棠，其时正得协办。桑春荣字仙根，号白斋，京师土著。在刑部尚书任内，以平反杨乃武一案知名，其实此案为翁同龢所一手主持，其间数度龃龉。桑春荣、贺寿慈之流，媕娿取容，宜其有“王爷大、中堂小”之语。

按：当成禄定罪之疏即上而未奉旨时，吴可读得知其事，大愤，复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一疏，精辟异常：

自来戡定祸乱者，未有无诛而能有济者也。是故青麟诛而后湖北之军威振，胜保诛而后陕西之回务平，何桂清诛而后金陵之贼氛息。前事不远，此即明效大验也。

昨闻廷臣会奏审定成禄一案，既以例应斩决声其罪，复以请改监候缓其死。在廷臣之意以为官犯有情实无缓决，成禄是大员，斟酌双请，略示以朝廷宽厚，将来朝审时，皇上亦必予勾，不过迟半年十数月之期耳。

然此半年十数月中，或在监瘐毙，或因他故身亡，使穷凶极恶之辈，与寻常监候斩犯，同邀此法外之仁，获保首领以死，国法之谓何？而姑息若是！

按：奏议中以模棱两可之语，请旨定夺，谓之“双请”，此为有意开脱成禄的一种手法。吴可读首言成禄应死，次言依律当死。当死而不死于明正典刑，犹为无国法之姑息，则贷其一死，自更不可。下文乃有进一层的反面说法。

况成禄鬼蜮百端，将来生死用舍，事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为等此一斩，与其宽以死期，使狡猾者得复施其伎俩，何若速加显戮，使观听者咸共凛夫雷霆。窃今廷臣以双请之故，欲令成禄幸邀恩命。臣欲有言，则恐无以厌议者之心；臣欲无言，则又恐无以塞言事之责。仰屋窃叹，无所控告。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辄不胜流连慨慕。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柳堂疏上，穆宗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醇王遂排众议，罪柳堂……王家璧虽疏争不得，而当时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疏。

按：“穆宗大哭，谓吴可读欺负我”，而细绎原疏，除出语太直以外，并无不敬之语。此则另涉一案，即其时正议修园工，慈禧母子方兴致勃勃之际。吴可读此疏上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恰为游百川谏停园工，穆宗申饬不得复言之后一月。穆宗所谓“欺侮”，乃在“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之三数语。

按：张咏为宋真宗朝名臣。《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本传：

抗论言：“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

又，张咏卒后，遗表上书：

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万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

套用张咏遗表的句法，实暗寓谏停园工之意，不明言则迹近讥刺，所以穆宗谓“吴可读欺负我”，意谐欺其不懂，而又如北方谚语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这都是穆宗的想法，少年初解文字，偶有所得，遂尔张皇撒娇，乃醇王意在迎合，欲借此以慑言官，并笼络旗下兵将，竟排众议，欲枉法置吴可读于死地。则张咏之所谓“贼臣”，在此时实以醇王为首。“昆明湖换渤海”之语虽哀，度清朝列祖列宗，不能以其有此悔恨语而恕此不肖子孙！

至于“原旨斩立决，刑部”云云，所叙稍欠清晰。《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壬申（十四），成禄论斩，吴可读坐刺听朝政降调。

可知，成禄定罪与吴可读获罪，为同日之事。此即陈宝琛诗注中所记“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云云。既云“坐”，则必经审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三法司”。定制三法司会审，非“全堂画诺”，不得定死罪，与欧美陪审制度相同。

六部九卿正副首长皆谓之“堂官”，刑部尚书、侍郎，满汉六堂，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满汉各四堂，三法司堂官总计十四。“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吴可读乃得不死。

王家璧字孝凤，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甲十八名进士，正色立朝，不阿流俗，以非翰林，竟不得大用，是很可惜的事。

至云“改流”则所记亦有误，所得处分为“降三级调用”，一时无官可补，因应左宗棠之聘，归主兰山书院。启行有期，而穆宗上宾。彼时即欲有所奏谏，为“契友”劝阻而止。吴可读致其子遗书云：

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冶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

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书两来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

我自廿四岁乡荐以后，即束修自爱，及入宫后，更不敢妄为。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至不能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且擢中援引近时事情，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

据张佩纶说：此一“契友”闻是“粤中陈君”。今按：集中有“挽老友陈荔秋（兰彬）之德配诰封李淑人”一长联，交非泛泛，是则张佩纶所说的“粤中陈君”，必为陈兰彬无疑。

吴可读之补缺，在光绪元年。新君继统，例有一番更新气象，废员起复，亦为其一。当时吏部开呈废员名单，总计六百余人，吴可读首蒙超用，补吏部主事。其时已决定在穆宗奉安时死谏，故而辞左宗棠续聘主讲兰山书院之约。

穆宗奉安在光绪五年六月，故事：除特派王大臣及内廷行走人员以外，其他在京各衙门，按人数多寡，派出若干员随扈行礼，亦可自请，例有车马费可领。当吴可读自请行礼时，同事多以为吴可读穷，贪图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而已。知者则以为吴可读向来对大典礼不疏忽，如冬至南郊等，虽大风雪从来不避，所以上陵行礼，在他是必然之事，了无足异。

到了蓟州住在一座三义庙内，山陵事毕，从容死谏。原来是预备自缢而死，以白绫书联一副，文曰：“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用以结环。但三义庙破败简陋，梁木已坏，恐怕不堪承受他的体重，改了服毒自尽。后来他的儿子之桓割联中“懿德”“忠魂”四字，连同吴可读的照相及遗书八通，装裱成册，题者甚众。

除对联以外，并有绝命诗一首，题作“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诗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聊聊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诗中预祝光绪生子，殊不知前星不耀，竟尔绝嗣！此则吴可读地下亦必有余憾了。

现在要谈到吴可读那篇有名的奏疏了。写到这里，想到一段题外之话，学生书店影印了一部《吴可读文集》，广告中谓“高阳说过，此文集应为监察委员所必读”（大意如此），其实我并未说过这话。有天有位“监委”先生去买此部书，提出质问：“何以高阳说监察委员一定要读此书？”学生书店的老板告诉我，希望我介绍吴可读的文集。我未责其鲁莽，而他反要我替他做广告，殊出事理之外。叨在老友，不便计较。

事后细想，古来言官，或则犯颜直谏，或则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论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草疏时唯求事理得当，归于至善，而不杂半毫名心于其中者，则如吴可读此疏，实所罕见。即论其文字委婉、说理精微，监委诸公亦当细读。因不烦词费，为之笺说。

按：吴可读此疏，主旨即在防止帝系之转入醇亲王，立言甚难，因稍有不妥，即起两宫猜疑醇王之心。亲贵之间而有心病，庙堂之上将从此多事，这不是太负死谏的本意？所以此疏不知几经锻炼，字字妥帖，我相信谏草定必历数年经营，方始定稿，是绝无仅有之事。就从这一点来说，监委诸公又岂可不一细读？

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

观此可知吴可读参成禄时，“请斩臣头，以谢成禄”，亦非徒效张咏劾丁谓的句法，而实不惜招杀身之祸。如王大臣果然奉准传吴质讯，吴可读必有罔识忌讳，极其激烈的言辞，以致“触忌、触怒”而获极严重如“大不敬”等罪名，甚至吴可读自己愤激过度，折槛触柱，亦在意中。

穆宗其实并不欣赏吴可读，且欲死之而后快。但吴可读竟以死为争嗣，恩怨不侔。故陈宝琛题“话别图”诗，有“宁期再出殉龙驭”之语。“宁期”二字的来历如此。

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吴可读之意，当时不择近支“溥”字辈为穆宗立子，继承大统为一误；既为文宗立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皇帝生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而竟不明言此大行皇帝嗣子即为将来大统所归，又为一误。“即谓懿旨内”云云，就目前而言，固然皆有此了解，嗣皇帝之子为穆宗继嗣，亦即继统。但时移势变，未奉明文，终觉不妥。于是而有下文：

自古拥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

所谓“观王当时一奏”，当时因谕令王公大臣会议，醇王原奏曾经发抄：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坠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讦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饼檬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仓猝间昏迷”，并非虚语，见于翁同龢日记。震动如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醇王本身的，一听慈禧的宣布，突然发觉他成了“太上皇”，不知是祸是福，即所谓“罔知所措”。

另一个是为了爱子。溥仪自传中有一段分析慈禧性格的话，相当深刻：

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磕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话虽如此，子孙得以世世为帝皇，毕竟是无上的诱惑，所以拥立往往成为取富贵的捷径。吴可读所说“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征诸史册，确为实情。是故醇王此日虽传“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警句，但又安知他日不受人蛊惑，受“太上皇”的尊号，为太庙中不祧之祖？所以吴可读要以死争“懿旨数行”。以下即谈“为臣子所难言”的故实：

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

赵普“背杜太后之事”，在《宋史纪事本末》中，有专章论述——卷十“金匮之盟”。杜太后疾革，遗命以国赖长君，特为定下将来大位递嬗的顺序。赵家五兄弟，长幼二人早亡，匡胤是老二。一传老三光义；再传老四光美；三传匡胤之子德昭。谓赵普：“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赵普于榻前设誓，并记遗命，藏之金匮。赵普此时的身份“同记吾言”为遗嘱的见证人，“不可违也”，则是遗嘱的执行人。但最后是赵普出卖了杜太后及宋太祖赵匡胤。

这是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间的话。同年七月，以光义为开封尹。五代至宋初，凡都汴梁者，皆以开封尹为储贰之位，匡胤不违母命。十三年后的开宝六年，赵普为卢多逊排挤而罢相，出为河阳三镇节度使，上表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