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记得的是青春、才华洋溢、与电影热恋的自己就好，为何一定要让所谓的事实，关于死亡、疯狂与毁灭的油墨溅满回忆？

我想，这是女导演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矢口否认，未必是睁眼说谎，可能她只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也许我们也都做过与她相同的事而不自知。

而又我究竟记得什么？

蠢蠢欲动的一九九?年代，不管是精神的肉体的物质的还是情感的，所有不可告人与难以负荷的悲愤，都即将寻着了社会转折的裂缝后一次溃堤喷涌尽出，无远弗届漫窜而不知所终。

那种气味像硫磺，又像烧干的汤锅，一阵一阵地冒烟。

一九九?年代，关于这座岛的很多谎言都将被毁灭。“立法院”里不甚安宁，校园中言论对立的社团冲突渐渐浮上台面。时代的变动，不过是旧的谎言被揭穿，新的谎言立刻补位。总有太多不擅说谎的人，在这样的落差中一跤滑倒，而从此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

野心者都已看到他们可以争取的舞台。他们看到从前紧拴住整个社会的螺丝已开始松弛腐锈，大好时机已为所有想翻身者打开了大门，受害者的光荣标签几乎来不及分发。我却无从感受到那种期待的喜悦。

关于这些可写入历史的事件，我一概不记得详细的来龙去脉了。我想，我患了一种跟莱妮芮芬史达尔相同的失忆症。因为这是一个尽管可以把错误推给历史共业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助长过某桩不公义的犯行，所以承认自己是不知情的共犯，或许才是人性化的表现。

大历史从来都只是少数人的剧码，如连续剧一样演完一档换下一档。就算发生了战乱，家破人亡，活下来的人不过同虫蚁一堆，惊吓之中蠕动四散，继续开始觅食筑窝，并且不忘交配，努力繁衍。

时代无论再怎样地天翻地覆，我仍只能像夏末之蝉一般，紧紧攀住我的栖木，唱着属于我的记忆。

莱妮芮芬史达尔记得的是她的电影，那是当她走到了人生尽头，当一切脱落腐朽后，还能够剩余的核心。

而我记得的是，我的失望。

人生再复杂再深奥的道理，其实最后都可以简化成两个字：时机。绝大多数的失望之所以会发生，则是因为这两个字：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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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稍早，我才将母亲的骨灰坛从南势角的庙里请回了家。

父亲过世刚满四十九天，这回决定不放在庙里供奉，让父亲和母亲都干脆搬回家里，免得再过两年自己连去上个香都气喘吁吁感到吃力。当时的打算，以后就把二老带在身边，反正自己也无后人供奉，不管将来进了医院还是养老院，上天堂抑或下地狱，不如一家人聚在一块儿，也算弥补了多年不孝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