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那几个轮流的说法并没有造假，每个版本都确有其事，就算稍有加油添醋，也仍都记载了生命中的某种觉醒，或者，断裂。

只因为舍不得那几段记忆所留给我的一种气氛，每一则都想给予它们“第一次”的记号。

矛盾的是，那几个这辈子大概不可能再见面的人，把他们当“第一次”来说未免太讽刺，跟他们其实都只有唯一的，和最后的一次。

如此仓皇，也如此嬉闹地过完了青春，三十四十也晃眼即逝。如今已五十许的我，格外地怀念起曾经苦思着“男人与男人间要怎样才算发生过了？”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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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终于懂得，每个人如何存活都是取决于他／她记忆的方式。

没有客观公正的记忆这回事，所有的记忆都是偏见，都是为了自己的存活而重组过的经验。

据说鱼的记忆异常短暂，大象的记忆非常惊人。

我不知道这是如何测量出的结果。它们并没有语言可以用来诉说、告白，或是写回忆录。也许它们都只是借着表现出或长或短的记忆，作为一种防身的保护色也未可知。

至少我确定，人类是非常懂得这种伎俩的。

我会说，记忆就像是在我们经验的表面形成的一层皮肤。

经验是血肉，太过赤裸与野蛮。但记忆却是如此柔软轻透的东西，有着适当的温度与湿度，并从细小的毛孔中，散发出属于自己的体味。

有时我会想到莱妮芮芬史达尔（leni riefenstahl），那个曾为希特勒所赏识，拍摄过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这部影史上经典纪录片的女导演。

在德国战败后她始终不改口，坚称在二战期间，她对于希特勒进行中的犹太大屠杀并不知情。世人无法接受她的说法，他们谴责她的恶意与冷血，并将她的经典作品挞伐成政治宣传工具。即使，没有一个法庭可以将她视为战犯定罪，她却永远活在了历史的公审中。

某种程度而言，我可以理解女导演为何坚持自己的不知情。不是为她辩护，比较更像是终于能够了解，明明公开道歉就能息众怒的事，为何她反把自己丢进了挞伐的火焰？

热烈地投身导演工作，对此以外的事物，不管是太平盛世或血腥统治，她可能都毫无兴趣，亦不曾费心去了解。暴君的崛起与莱妮才华的萌芽，也许是因果，也许只是巧合。她不巧就生错了年代。在她转动的胶卷上，他人的命运不过是镜头无法捕捉的雪花与流云，落地即融，遇风则散。她剪接着自己拍摄的毛片，再也想不起除了她的电影外，那些年里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