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今年新年开始，妈妈就变得很敏感。不知道是不是改善了的工作带给她更大了她更大的压力，她越来越难以包容生活里不完美的地方，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差池便足够让她尖叫。

比如华兰没有放好的手链，比如阳台上老化的防盗窗，比如家里偶尔空空的冰箱。

华兰觉得又有东西闷在心头，比昨晚还要堵得慌。她不敢多看一眼妈妈的眼神，她怕她下一句就要问“是不是妈妈买给你的东西你就不喜欢啊？一定要和妈妈反着来啊？”

华兰反复问自己，是这样吗？

其实，就这两条手链而言，是这样的。

她简短地和妈妈道歉，说下次一定会把东西收好的。她沉默地把两条首饰装好，沉默地打包好回学校的行李，沉默地听着妈妈的喋喋不休，以免再进化成歇斯底里。

那天电话里妈妈的温柔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变得那么不真实和捉摸不透。

没有大吵大闹，没有痛彻心扉，华兰只是突然觉得，回家好累，面对妈妈也好累。

她算是彻底明白了自己和母亲到底还是一对彻头彻尾的中国式母女，怎样都避免不了流为庸俗。

她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歧。

于是她再次在川中扎营——她这回也彻底明白了，为什么凌筱筱说“如果不想回家，周末可以留校”。一考之前，留校周的食堂突然多开了好几个窗口，用以招待越来越多留下来自习的高三学生。食堂黄色的灯会按时点亮，比学生更尽职尽责。

像雨夜漆黑海面上透亮的灯，刺激早起学生还混沌着的大脑。毕竟买完早饭以后，一天的学习也就真正开始了。

渐入十二月之后天气愈加寒冷，六点的天还是昏暗的，从后山高架上盘旋而来的西北风会卷席校园发出“呜呜”的怪声，很吓人。这种声音华兰从19年的1月份刚进川中的冬天就听到过，只出现在冬天，她曾琢磨过其中的物理因素，但直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