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想听。”

我想了想，笑着说：“我是一个医疗兵，是一个街头地痞，是一个将军府邸的清洁工，还是一家医疗诊所的护士，但更多情况下，我是一名史塔西秘密警察，是你在东德的情报线人，是你的私人医生，还是你的地下情人。”

他绿色的眼眸闪了闪，问：“为什么是地下？”

我正准备解释那时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多么绝望时，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莱茵，这里已经没有窃听器了，就算有，我们也不需要再害怕了。”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眸明亮起来，我意识到他在这一刻回来了，回到那个还记得过去一切的尤利安，我的尤利安，我的阿兹雷尔将军。

他伸出手抚摸我的脸，仿佛宽慰我：“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恍若回到1950年东柏林的夏天，我19岁，怀着一腔热血揣着把左轮手枪愣头愣脑地去袭击他，结果被关在卡尔斯霍斯特地下监狱里三个月，被他用枪指着念完普希金的诗，眼泪汪汪地问他：“一切都会过去吗？”

他那时半倚在书桌上，微微侧头，银金色的头发氤氲梦幻色泽，台灯暖黄色光让他看起来很温柔，美得一塌糊涂。

“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笑着说。

原来这么多年，他早就给了我答案。

一切都会过去，墙会倒塌，铁幕会降下，我们会再次重逢，在一片金色的霞光下。

最后的最后，是他们故事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