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时走了。

临走时，还不忘再三向刘荣道罪。

道罪的原因看似正常——如此小事，本不该劳烦陛下。

但君臣二人心里都清楚：这，既不是小事，也不是刘荣可以不插手的事。

至于曹时以行动，来表明平阳侯家族‘以外戚之身为主’的具体方案，刘荣也已经明白。

——国之大事，唯戎与祀。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国家大事，只有征伐和祭祀；

往深处挖，‘戎与祀’三字，则会多出一层‘国家战略和祭祀礼制’的含义。

虽然这种说法，未必适用于人类文明的所有阶段，甚至未必完全适用于如今汉室，但有一些道理是通的。

即：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某件事上的态度和立场，在这两种情境下，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其一，是在国家战略问题上的倾向，亦或是国家危难之时的选择；

其二，则是在重大政治活动时，所采取的礼法制度规格。

比如当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前，吴王刘濞已连续数十年不朝长安、不恭长安。

这便是‘不执诸侯礼’，俨然能看出其‘不甘仍为诸侯’的立场。

同一时期的齐系、淮南系各家诸侯，对长安诏令阳奉阴违，也同样是一定程度上‘不执人臣礼’，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可长安天子为君。

更为典型的：南越王赵佗！

都不用说旁的，单就那一顶黄屋左纛，便直指赵佗‘僭越天子礼’，使其意欲为帝之心昭然若揭。

从事后往回看，这些逆贼，或差点成为逆贼的不安定因素，早就在礼法制度层面，表露出了自己的不恭。

反过来，长安朝堂观察、评判先有的功侯贵戚，朝公百官是否忠臣，也同样可以根据他们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表现，来得出最直观的评价。

比如，先帝年间，平米额吴楚七国之乱后，官拜丞相的条侯周亚夫，几次三番在先帝面前失仪，便意味着其虽无反叛之念，然其不恭天子之心，也已是不容置疑。

更直观的——先帝驾崩之时，刘荣第一时间告庙祭祖，并在宣室殿接受百官朝拜！

为什么那么急？

先帝尸骨未寒，而且是物理层面的‘尸骨未寒’，朝臣百官，为何就那么急着朝拜新君？

或者说，当今刘荣，为什么就那么急着接受百官朝拜？

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如果不第一时间确立君臣名分，那接下来的所有事，都会变得非常麻烦及混乱。

只有第一时间，让刘荣坐实‘天子’身份，后来的事，才能由天子刘荣携领朝臣百官进行。

这，同样是礼法制度。

刘荣愿意第一时间接受朝拜，便是表明其愿意扛起汉家的重担，若是推辞，则难免有‘不堪大用’之嫌；

朝臣愿意第一时间朝拜刘荣，则表示大家都愿意忠于刘荣，奉刘荣为君，唯刘荣之命是从。

虽然实际上未必如此——大家未必真就事事都听刘荣的，但至少这个姿态、这个意愿只要做出来的。

而今日，曹时打算坐实自家‘偏外戚’而非‘偏功侯’之身份的办法，也同样是从礼法制度层面着手。

籍田礼，便是开春之时，刘荣带着满朝文武百官，到长安南郊社稷坛，亲开籍田，以劝耕天下的重大政治活动。

亲蚕礼，则是与之对应的，于同一时间，举行于未央宫椒房殿，由皇后曹淑携百官家眷，亲自剥茧抽丝，以劝天下妇人勤于缝补的配套活动。

而在这两场整治活动当中，上至天子，下到祭礼官，都是有与自身身份对应的严格标准的。

如亲开籍田时，挽犁走几步、走多远，把犁卸下后由谁接替，都与参与者的身份一一对应。

天子如何，丞相如何，三公、九卿如何，功侯、贵戚如何，都是有着精确划分的。

亲蚕礼也一样——剥几个茧，抽多少丝，也都是以皇后为先，而后便以女眷家族的身份地位，有着对应的精确规定。

天子亲耕籍田，太宗孝文皇帝可以不顾礼数，一口气就把小半个田耕完，那是凭借在世圣人的崇高威望，没人敢挑太宗皇帝的礼；

先帝亲耕籍田，按心情或多耕、或少耕，则是棋盘侠的诨号震慑朝野，同样没人敢得罪这位心眼比针眼还小的孝景皇帝。

但换做刘荣——至少如今的刘荣，还不敢在籍田礼上，做出任何有违礼法制度的事。

同样的道理：公卿百官，功侯贵戚及其家眷，也同样不敢在籍田礼、亲蚕礼上，做出任何与自身身份不符的举动。

前文提到，在文臣武将、功侯贵戚四者的鄙视链当中，功侯最高，武将其次，再次文臣，最次外戚。

这并非空穴来风，又或约定俗成，而是有现实依据的。

除了这四类人获取身份、地位的渠道之外，最主要的体现，便是在类似籍田礼、亲蚕礼这种重大政治活动时，这几类人所享有的待遇规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