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看，真理不辨不明啊！”常教授饶有兴趣地说。

“常教授，”李绍光皱着眉头说，“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一直无法理解。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将所有制概括为‘社会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而非国家所有，这与我国现行的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完全不同，既区别于集体所有制，也区别于国家所有制。之所以不是国家所有制，是因为这时‘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亡’。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在‘社会所有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存在，使用劳动券按劳动量来直接分配消费资料。这显然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完全不同的。”

“李书记，”常教授颇感兴趣地说：“您的困惑正是我目前研究的课题，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其中一条根本的历史教训，就是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误区，这是对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误读！”

“误读？”李绍光不解地问，“那么怎么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差别呢？”

“李书记，请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常教授用强调的口吻说，“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具体论述，离不开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离不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代特征。”

“巴黎公社革命是一八七年爆发的，”李绍光若有所悟地说，“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应该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为分界线，着重理解一八七一年以后的论述。”

“不仅如此，”常教授进一步强调道，“还要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与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区别开来，很多人将两者的论述混淆了。”

“我觉得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也有区别。”李绍光若有所思地说。

“的确如此，”常教授深思熟虑地说，“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后资本主义社会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阶段；第三步是共产主义阶段。可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

“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的，只有‘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哪儿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李绍光困惑地问。

“问题就在这儿，”常教授尖锐地说，“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建立的，与资本主义社会前后相继，中国走的路根本无法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西方典型历史演进模式，所有的问题就出在非要往这个模式上套，这种思维定势时至今日还在不同程度地束缚着我们的头脑，成为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潜意识的框框。”

“常教授，您的意思是说，”李绍光顿悟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与现存的当代资本主义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并存关系？”

“大多数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根本没有完全遵循‘五种社会形态’这一西方典型历史演进模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前后相继的关联，只能是并存的关系。”常教授一语破的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