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男，1933年3月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

我在此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古文字学对于古代史研究所起的作用。

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这样的一个提法要从王国维先生说起。王国维先生的一个提法叫作二重证据法，近阶段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会提到二重证据法并有所讨论。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先生讲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很多新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使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就是把地下出土的材料和传世的文献互相对比、互相印证。二重证据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以来，一直也是研究古代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重要方法。近些年有一些学者特别是有几位外国学者认为，二重证据法有

些弊端，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一种历史学的偏向，太过于考虑与历史学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古文字学确实和古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他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和各方面的情况与中国并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我们可以吸取别国优良的部分，可是中国自己的特色还是应该保存，这个问题在这里不着重谈。

我谈另一方面，王国维先生什么时候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的春天，接受了当时清华学校的邀请，到刚刚要建立的研究院，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担任导师。在同年4月份，王国维先生全家搬进了清华的西院。当时清华研究院还未正式建立，没有招收学生。暑假期间，清华在校学生提出请王国维先生做一个演讲。7月份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不是提出二重证据法的演讲，二重证据法是到了秋天学校开学后开设的一门名为古史新证的课程中提出的。7月份做的这次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所说的“最近二三十年”是针对1925年而言，换句话说也就是1900年前后以来的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讲二重证据法只是提到古史新证的课程，没有人提及王国维的这次演讲。实

际上，王国维古史新证中的提法和这次演讲很有关系，应放在一起来看。因为在这次演讲中，王国维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自古以来，在学术史上发现一种新的学问（新的学术方向）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发现，一个是孔壁中经，另一个是西晋初年时候的汲冢竹书。这两次重大发现的共同特点就是带来了学术史上新的方向，即王国维先生讲的新的学问。王国维先生又指出，当代有四大发现，甲骨文、西陲木简、敦煌卷、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每一项发现都可以和历史上前两次大发现相比，所以说20年代处的是一个大的发现的时代。我为什么说1925年7月份的这次演讲十分重要，因为有两点：第一点，王国维先生当时讲的这四大发现后来都成为极其重要的学科，甲骨文的发现成就甲骨学；西陲木简的研究成就简帛学；敦煌卷成就敦煌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成就文书档案学。四者都是目前国际上的大学科。这就是二重证据法的实际，即有很多会在学术史上起到根本影响和作用的新发现多数是和古文字学有关的，从而可以将地上的文献材料和地下新发现的材料互相印证，实际上就包含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就成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从王国维先生以来，中国的古文字学多是和中国的古代史研究有密切关系的。

回溯近3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1978年）也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年在吉林大学，由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古文字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古文字学会议。当时在这个会议上弥漫着很强烈的气氛，一致建议，尽快把新闻媒体找来，发出一种呼吁，在我国古文字学快成为一种绝学的今天，要将古文字学继续发展下去，并成立了古文字学研究会。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开始，我们才有可能在吉林大学召开这个会，才有可能把这门学问进行下去。在此后，又逐渐招收了古文字学的研究生，发表了古文字学的论文，有了古文字学的专门刊物，将这项学问专门地展开。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说中国古文字学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可以说到20世纪的后半期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学科里面是发展特别迅速的学科之一。在这30年期间，古文字学已经发展成有四大分支的学科，包括甲骨学研究、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随着古文字学涵盖范围的扩大、学科专业化的加强，不可能有人掌握全面的知识成为真正的古文字学家。可见，在改革开放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古文字学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以下我就按照四个分支，谈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古文字学的发展，特别是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古代史研究方面起到了怎样

的推动作用。

第一，甲骨学研究。

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学的建立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王国维先生一生的贡献里面最主要的方面之一。甲骨文是哪年发现的呢？甲骨文是1899年发现的，1898年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老百姓发现甲骨是在1898年，但那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学术意义上的发现是有界定的，确定是一种古代文物才称为发现，所以甲骨文是在1899年发现的。1899年王懿荣在北京见到了甲骨。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1899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这些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把中国可信的古史在当时疑古思潮笼罩的情况下向前推到了商朝。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商朝的存在，可以怀疑夏朝的存在，但商朝是一定存在的。甲骨文的发现带来了殷墟的发掘，带来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对它的前期探讨。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甲骨学上是正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什么新的阶段呢？就是20世纪后半期在甲骨学上有两个最主要的贡献，这两点都影响到古史研究。第一个是甲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甲骨文太多了，有字甲骨的出土到今天为止究竟有多少是难以讨论的，而且也无法精确化，因为甲骨的脆弱，所以片数很难明确统计。最近历史研究所一位人士做了一个统计，为13万片，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13万片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在13万片甲骨中大多数是非发掘品，是当地人挖出的，盗掘、偶然发现等都包括在内，现在仍然不断在发现。这些材料，特别是非发掘的材料是零散发表的，还有很多在公、私藏家里面，世界上有十几个国家都有甲骨文。甲骨文分散的现状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甲骨文方面的书籍很贵，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够掌握的。可以说材料的搜集、整理、辑集是甲骨文研究上的最大障碍。搜集全部资料包括流传在国外的，这项工作是在20世纪后半期基本上完成的，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出版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这还不够完全，最近正在编写《甲骨文合集三编》，准备再补两万多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发掘的材料和国外一些书籍材料等，这些材料的结果使得我们今天的甲骨研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