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厚薄不同的毛布，也让其除了在最热的三伏天派不上用场外，其余季节都能穿着，这些毛布颜色也多，价格各异，如此一来，不论贫贱富贵，都能根据自己的财力和需求，置办上一套甚至几套毛布服饰。

贫困人家可以买最便宜最薄的布，自己回家剪裁，富贵的自然可以根据不同季节购买厚薄不同的布匹或是成衣，如此一来，毛布及其成衣卖得甚至比毛衣还要火爆，帝国上下都以穿上毛布衣服为荣，一时蔚为风气。

第二件事则涉及代王朱鼎渭。

去岁秋后，这个代王不听人劝，硬是半强迫地让佃农种了上万亩的什么番薯土豆，不少人等着看他笑话，北地就没听说过一年两种的事儿，何况这玩意儿之前谁也不知道。

结果自然让人大跌眼镜，短短几个月的工夫，年前朱鼎渭就从地里收获了上千万斤的粮食，随后顺其自然的，提供种子的涿鹿商社出名了。（严格来说控制种子的是工会，不过对外都以商社统称）

除了宣大一带在耿总督、贺知州的大力推动下广泛种植外，晋西晋南的大户们，在代王这么高产量的刺激下，都找上了涿鹿商社的门，就连三边总督杨鹤，还有蓟辽总督孙承宗，也派人前来接洽。

工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凡是富户，都是实打实的出了钱粮，才拉着种子走的，就此大赚了一笔。

对杨总督倒是网开了一面，只要他允诺与宣大一般，收粮后替商社催收种子费即可，有耿总督做中间人，倒也信得过。

六月是红薯土豆上半年收获的季节，从各地反馈回来的情况看，都不出意外地获得了丰收，杨总督还亲自写了两封信，一给耿如杞，一给商社，千言万语，无非就是感激红薯土豆拉了危急中的他一把。

杨鹤此人，官至兵部侍郎后，两年前晋位三边总督，督抚陕甘宁等地，此人对流匪手段怀柔，主张以抚为主，原本的历史上因为缺乏钱粮安置流匪，流匪们降而复叛，招抚失败后被崇祯下狱问罪至死。